桓玄 （桓溫之子） 起兵作亂，「自江陵入建康僭大位」。江陵位於今湖北省荊州市，其戰略重要性，見於三國時東吳將領甘寧之言，他說：「荊州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蓋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孫皓亡國，是因為晉杜預取得江陵，由此可知江陵與建康的存亡緊密扣連。
不過，江陵有一致命缺陷，「論者謂襄陽不守，則江陵以北危；夔峽不固，則江陵之西病」。扼要言之，江陵不能獨守，必須同時握有襄陽和瞿塘峽，江陵才得保安全。以三國時的吳國為例，「吳人不能得襄陽，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輒破於襄陽之下」。到了後來，南宋之鄂州不能抵擋蒙古鐵騎，亦因襄陽已然落入蒙古之手。所以，襄陽、江陵兩相比較，襄陽地勢實勝一籌，但兩地皆可讓敵軍戰船順流而下，則一。
桓玄亂兵受到制抑，主要因為劉裕「舉兵京口」勤王。京口是今江蘇省鎮江市的古稱，其重要性，杜佑說得最清楚：「京口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建業之有京口，猶洛陽之有孟津。自孫吳以來，東南有事，必以京口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業之危立至。」南宋事功學派陳亮甚至認為，「昔人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地勢然也。」北府兵並非特別驍勇，而是其軍府所在地北府 （即京口） 地勢險要使然。
桓玄卒之兵敗，劉裕則憑北府兵屢立戰功，終於代東晉自立，創建南朝第一個王朝 - 劉宋政權。
進入南朝，江陵、京口仍發揮巨大影響力，「侯景肆兇，建康傾陷，蕭繹為謀不遠，茍安江陵」，何以梁元帝要用江陵作基地對付侯景？除了建康殘破，更要緊是江陵足以控制建康存亡。他萬萬想不到，蕭詧會據襄陽歸降西魏，結果「梁元帝都江陵而眆襄陽，襄陽挾魏兵以來，而江陵之亡忽焉」。至陳朝，襄陽仍為北周所有，故隋能輕易滅陳，而陳全無招架之力。
至於京口，「韓擒虎渡採石，賀若弼渡京口，而陳以亡」，「隋之亡陳，京口實為兵鋒也……隋開皇九年，賀若弼自廣陵濟江，拔京口」，據此可知隋文帝能夠一統天下，是因為取得京口的控制權。
錢穆說：
我們若不明白各時代的地理情況，便不易明白到各時代的歷史事實。（《中國歷史研究法》）
以東晉南朝為例，若不了解武昌、襄陽、石頭城、壽春、江陵、京口在地理上的優缺點，東晉內亂、淝水之戰、隋朝統一等，實在很難說個明白。
近人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專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指出：荊州 （包括江陵、襄陽、武昌） 位處長江中游，對於下游揚州佔有地形優勢，其因此成為攻略或防守江東的前哨。他們的看法基本上已成為治魏晉南北朝史者的常識。
[註] 文中所引未有標明出處者，皆來自清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