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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三監之亂」由誰發動，錢穆和楊寬有不同理解。
錢穆說：
管叔不了解周公之苦心，武庚乘機煽惑，三監轉聯殷同畔。(《國史大綱》)
楊寬卻認為：
這場叛亂，主要是由管叔、蔡叔發動的。
管叔是帶頭煽動叛亂的。
武庚的叛亂是出於管叔、蔡叔的開導啟發。同時東夷的叛亂也是出於管叔、蔡叔的招誘。
管叔主謀發動叛亂，具有爭奪王位的性質。(四條見《西周史》)
兩種說法，哪一個貼近史實，我們可以先看《尚書．金縢》：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驟眼看來，管叔、蔡叔率先散播謠言，煽惑群眾。然而，此乃目睫之論。
第一，「周公將對年幼的成王不利了」並非無端捏造，而是合理懷疑。一個證據是召公奭的不悅，另一個證據則為成王的反應。同在《尚書．金縢》記有成王自白「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另有「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王亦未敢誚公」，成王幼時不知周公辛勞為國，反映童年時代的他與周公有隔閡、有芥蒂 (《史記．魯周公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不信任周公，在此也可窺見)。至於未敢責備周公，源自其對周公的畏懼、害怕，他之所以畏懼、害怕，是因為周公大權在握，倘若他此時有言行上的失當，只怕對自己的處境極為不利。成王視周公如芒刺之在背，不敢造次，試問作為旁觀者，怎不產生周公篡奪的錯覺？
第二，從字面意思看，「周公將對年幼的成王不利了」更似是一警告，一預言，一不平鳴。「將不利」不代表「已經不利」，更不代表主張馬上採取反制行動。管蔡只是要人提防周公有進一步的僭越舉措。關於這一方面，孔安國《尚書正義》有這麼一段：
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啟商共叛，為罪重耳。
按照孔氏意見，他也認同管叔未有散播謠言，煽動叛亂，只是不明白周公用意，有所顧慮。管叔之罪更多在「啟商共叛」。什麼叫「啟商共叛」，下文另詳。要之，錢穆「管叔不了解周公之苦心」是對的，楊寬「管叔是帶頭煽動叛亂的」、「管叔主謀發動叛亂，具有爭奪王位的性質」則經不起史實考驗。
再看《史記．管蔡世家》：
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
表面看來，武庚是被「挾」以作亂，處於被動位置，但須知道，三監之所以設立，旨在監視殷商遺民勢力。倘若殷商遺民勢力並不龐大，三監何用設置？武庚何需善待？以武庚為首的殷商遺民勢力既大，而管蔡僅為輔相，管蔡憑什麼能「挾武庚以作亂」？退一步，即使真是「挾」，武庚本身無意反叛，管蔡能「挾」得成嗎？
關於武庚反叛原因，宋人蘇軾論之詳矣(見《東坡志林》)，扼要言之，難忘家亡國破、親父被殺，而汲汲於謀故國之恢復。至於淮夷、徐諸國參與，可參考《尚書大傳》：
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
之前談到管叔罪在「啟商共叛」，正因為管叔不斷呼籲要人提防周公，致使殷商遺民勢力誤以為周朝內部不穩，有可乘之機，繼而起兵反叛。「啟商」的「啟」，是觸發、刺激的意思。殷商遺民勢力一旦被刺激作反，負責監視工作的管叔、蔡叔，失職是必然的，更無奈是他們不能置身事外，於是有「共叛」的出現。
楊寬謂「武庚的叛亂是出於管叔、蔡叔的開導啟發」，有這個可能性，但如上言，武庚決意不作反，任管蔡如何開導啟發，亦無可如何。至謂「東夷的叛亂也是出於管叔、蔡叔的招誘」，管蔡何德何能有此本事？這些都是親商朝的勢力，《尚書大傳》的說法更見合理。
錢穆指武庚煽惑管叔，此難從史料上證實，但武庚有反心是顯然的，只待時機來臨。「三監轉聯殷同畔」，這是確切的事實陳述。換句話說，對比楊寬，錢穆的說法較貼近史實。
一個旁證是，亂事結束後，周公將殷商頑民移至東都洛邑，嚴加看管，同時增加姬姓封國的數目，令其向東伸展，作武裝移民與軍事佔領(見錢穆前引書)。周公心裡似乎亦以殷商遺民在東方勢力過大為三監亂起的主因，而不認亂事由管叔、蔡叔發動。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