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商朝（前17世紀-11世紀）開啟中國歷史的信史時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1] 其出土的甲骨卜辭及祭祀遺跡足以證明神權於商朝政權的重要性，故商朝可稱為「神權時代」。下文將藉商朝甲骨文及祭祀遺跡析論商朝王權對神權的依賴關係。
一、商朝神權在王權中的示現
1.1 神權
遠古時代，鑒於對自然的畏懼，人們的行為多受上天控制，凡事均聽從神意的指示，不敢違背天的旨意。「自然崇拜是萬物有靈觀念的一種表現形式」[2]。故此，對自然的崇拜心理促成日後神權的出現。至商朝，所有自然神中，祖先神為殷人主要崇拜的對象。[3] 商朝祭祀儀式的對象大多為前任商王，甚至冠以神之名，稱其「帝」，初步體現商朝王權與神權合一的趨向。商朝王權利用神權表現了統治者當時所擁有的權力。[4]
1.2 祭祀儀式與商朝遺跡
神權的出現標示着商人對祖先信仰的產生，商朝的祭祀活動多由統治者領導進行。為表示對先王的尊敬，亦為加強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商朝大行祭祀活動，耗費大量資源。商朝除以牲畜獻祭外，亦以活人為祭，以此提升神靈的威嚴，藉此以神權鞏固王權。如江蘇省銅山縣丘灣所發現的一處社祭遺址，共有人骨二十具及狗骨十二具，又如殷墟王陵埋葬千餘具骸骨，[5] 可見人祭在商朝社會上的盛行程度。此外，殷墟宗廟及王陵前舉行的祭祀，更一次殺伐奴隸三四百人。[6] 宗廟等地均為祭祀祖先之地，當地遺跡的出土骸骨可印證商朝統治者有以人祭祖的習慣。祭祀儀式實為商朝神權的具體表現；以人為祭實為統治者藉尊重神靈以強化王權的表徵。
1.3 占卜與甲骨文
商朝神權的第二表徵為規範化的占卜。占卜是先民求助神靈預測吉凶的方法。[7] 為提升神權的威嚴，商朝統治者常藉龜甲占卜，以百姓對神權的畏懼間接提升王權的地位。由出土的商朝甲骨卜辭可見殷人凡事皆卜，並逐漸將神權向王權靠攏，如：「自今至于庚寅，帝令雨」、「帝唯其終茲邑」、「貞：使人于岳。」、「己未卜，禱雨自上甲、大乙…………祖辛、祖丁十主，率牡。」。[8] 當面對天災時，商人把恐懼感交託於神意；當農業失收時，商人把希望交託於神意。占卜並不只是對上帝神明敬畏的表象，實際上加深了先民對王權的敬畏。[9] 商朝占卜把社會之必要連繫至神權，從而增加神權的威嚴，亦提升王權對平民的控制力。
1.4 貞人與商王
商初神權的主代言人為貞人，及後神權的代表者已轉為商王，象徵着王權與神權的緊密關係。貞人因宗教祭祀活動產生，主要負責占卜及與鬼神對話，繼而壟斷殷商王朝的宗教祭祀活動。[10] 其不僅參與祭祀和征戰等國家大事的決策[11]，更有廢立商王之權。可見，商初神權地位之高甚至覆蓋王權。當時商政權未穩，故王權需依賴於神權，借平民對神權及貞人的恐懼與臣服以提升王權的權威。此時，王權僅為神權的依附者。
然而，及後商朝統治者把神權收歸於王權之中，使神權僅為王權提升地位的工具。商王為神權代表者的具體表徵可由其為祭祀典禮主理人證明。例如，甲骨卜辭習見「王賓」某神之辭，表示商王主持祭禮親自降神。[12] 商朝神權在很大一段時間裏實歸於王權，以顯示王權的正統性及實施自我政權的「王神合一」，使二權並行。
二、商朝的神權政治
2.1 王權與神權並行的雙軌統治
商朝統治者為商朝王權與神權並行的得益者，實施商朝政權王神二權的雙軌統治。商王對於占卜祭祀的事務，已掌握了絕對的控制權，神意多由商王解釋。[13] 又如，商湯（前17世紀一前16世紀）祈禱下雨，以己身為犧牲，以祭祀取悦上帝[14]，可見，商朝的王與巫師身份已經重疊，統治者同時掌握王權及神權，為「群巫之長與政治領袖合二為一」[15]。商朝王權及神權並一，實施自我政權的主王權、副神權的統治。
2.2 王權與神權對商朝政權的關係
王權及神權對維護商政權穩定是同樣重要的。王權依附於神權，以神權對臣民的威懾力來強調王權凌駕於人民的地位，繼而鞏固自身政權，實施自我神化。商代國政的運作與神職人員難以分離[16]，「王是部落聯盟的盟主……也是宗教的最高領袖」[17]。當王權及神權歸一時，政權方能安穩。甲骨卜辭反映出商王祭祀一事亦可見商朝統治者借助己身祭司身份令臣民產生服從神靈意志，終令二權共同穩定商政權。
結論
總括而言，商朝的政權得以穩定有賴於王權與神權的協作。「神權時代」所出土的甲骨卜辭及祭祀遺跡印證了商朝統治者把神權及王權二合為一，把王權依附於神權之上，藉甲骨卜辭及自主祭祀實施商王權的神化，繼以穩定政權。
註腳：
[1] 左丘明（前556—前452）：《左傳·成公十三年》。
[2] 林雲、聶達：《拜祭》（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2006年），頁10。
[3] 晁福林：《中國古代史（上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22。
[4] 石蘭梅：〈論商代的王權及其發展〉，頁69。
[5] 尹盛平：《商周：神權變革一千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頁23。
[6] 同上註，頁22。
[7] 同上註，頁21。
[8] 劉文強、陳逸文：〈殷商「帝」論〉，《能仁學報》，第十四期，頁14。
[9] 沈雁珊：〈論上古自夏商先民對天、帝與祖的理解〉，頁37。
[10] 柯勝雨：《殷商六百年：殷周革命與青銅王朝的興衰》（四川：天地出版社，2023年），頁261。
[11] 尹盛平：《商周：神權變革一千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頁21。
[12] 同註9，頁35。
[13] 石蘭梅：〈論商代的王權及其發展〉，頁72。
[14] 沈雁珊：〈論上古自夏商先民對天、帝與祖的理解〉，頁36。
[15] 同上註。
[16] 石蘭梅：〈論商代的王權及其發展〉，頁72。
[17] 同註14，頁35。
參考資料
一、論文
1.石蘭梅：〈論商代的王權及其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
2.沈雁珊：〈論上古自夏商先民對天、帝與祖的理解〉，（拉曼大學文學士論文，2013年）。
3.劉文強、陳逸文：〈殷商「帝」論〉，《能仁學報》，第十四期，頁14。
二、書籍
1.林雲、聶達：《拜祭》（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2006年）。
2.柯勝雨：《殷商六百年：殷周革命與青銅王朝的興衰》（四川：天地出版社，2023年）。
3.盛平：《商周：神權變革一千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
4.晁福林：《中國古代史（上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第十五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高級組一等獎作品
學校：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學生姓名：張仲僖
年級：中四級
指導老師姓名：許杏玲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