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清朝鴉片戰爭開始後不斷被列強逼迫簽訂不同的不平等條約，渡過了一段黑暗的歲月。直至八年抗戰過後，中國擊敗日本取得勝利才能廢除所有條約，也令中國國際地位上升。而令中國由不抵抗日本變成抗戰到底，正是因為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由於蔣中正（1887-1975）主張「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而引起的。此政策希望先剿滅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征過後元氣大傷的共產黨，同時對日本的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之後才處理日本侵華一事。鎮守東北的張學良（1901-2001）、楊虎城（1893-1949）二人對此十分不贊同，張學良事後更自述說：
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共產黨跟我們爭，那還是中國人。
他因此發動兵諫，把蔣中正軟禁，並要求他聯共抗日。蔣中正最終同意聯共抗日，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能團結一致地抗日，最終更取得了八年抗戰勝利，很大程度是因為西安事變令蔣中正改變了剿共方針，願意與共產黨合作抗日。
西安事變是對是錯，到現在還眾說紛紜。胡適（1891-1962）曾指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而江澤民（1926-）對此卻持相反意見，認為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是「義舉」，二人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依我之見，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人發動西安事變，是為國為民的義舉，因為二人捨棄黨的小義，而取關乎國家安危的大義，是正確的選擇。
儘管胡適曾指出二人發動西安事變，是國家民族的罪人。但這言論無視了西安事變為中國帶來的好處。西安事變加速了抗日戰爭的進程，令國民政府得到了民心，得到了抗戰的領導地位。更某程度上阻止了日本想漁人得利的技倆。又何來自壞長城？儘管張學良，楊虎城二人令共產黨得到了東山再起的機會，最後國民黨更被打敗，但這也只能說是「黨之罪人」。但在全中國的大局觀而言，二人這次兵諫並沒有錯，可謂救中國於國難當中。胡適此言論，未免令人感到是因為他親近的國民黨最終敗於共產黨而有所偏頗。
首先，當時中國普通市民在經歷過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對日本已經有很大的反抗情緒，其後更發生「一二九運動」，希望「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堅決反分裂」，獲得全國民眾積極響應，給企圖以「攘外必先安内」統一中國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而西安事變過後，國共合作令國民黨得到了民心，更證明發動西安事變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其次，西安事變更確立了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地位。在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共表示願意服從國民政府，更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如非西安事變。國共未必有如此機會和平對話，中共也未必會如此容易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而國民政府靠着這次機會在抗日戰爭的八年中把共產黨完全壓制着。蔣中正更因為擔任抗日戰爭總司令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國民政府的領導地位更為牢固。
再者，如非西安事變，中國當時還會在陷人內戰的泥沼中，這更令人民對蔣中正越發不滿，是吃力不討好的事。而且日本更能抓着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機會，繼續侵略，並加強發展僞滿洲國和華北自治等計劃，令「以華制華」的戰略得以成功。這後果，不是當時已經比日本弱的中國能夠承擔的，所以西安事變加速抗日戰爭，令日本坐山觀虎鬥的技倆無法得逞。可以說是救了中國一命。
有人可能說江澤民的言論是因為西安事變令共產黨得益才對此事評價甚高，但撇除國共鬥爭而論，此舉令中國得到了八年抗戰的勝利，發動西安事變的二人自然是一名大功臣。而非胡適所說的千古罪人。
最終，二人發動西安事變，可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更令中國從八年抗戰中得到了勝利。二人之舉，令人敬佩。但現在的中華民族又有幾人能像二人一樣令人敬佩？各種貪污等壞事做盡，但卻沒有顧及到其他蒼生的幸福，2008 年四川大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就是一例。只有像二人一樣做為天下百姓謀福祉的事，才能算是一個為國為民的千古功臣。
第六屆「香港中學中史研習計劃」初中組一等獎
林志軒 田家炳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