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曾評價袁崇煥:「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註1),從中可見,乾隆帝在稱讚袁崇煥恪守本分的同時,亦將袁崇煥的死因歸結於作為君主的崇禎帝昏庸、明朝末年朝政黑暗,其之慘死實屬蒙冤。這麼一句為抗清名將平冤昭雪的話語出自清朝皇帝之口難免遭人臆測,被認為是有意醜化明朝,反襯出清王朝將黑暗的明王朝取而代之乃是理所當然之舉,作為安撫晚明百姓排斥外族的手段。筆者認為「為醜化而吹捧」的猜測既不合理、更不必要,以下將就不合理性及不必要性兩方面加以析論:
先論不合理性。其一,袁崇煥一直渴望「了卻君王天下事」。他被崇禎帝以「通敵」的名義處死,身上背負著九條罪名,其中部分極具爭議。如「付託不效」(註2),意指袁崇煥許下五年內可收復遼東的承諾,被認為是胡吹亂侃之言。亦是此舉使袁崇煥被不少人認為是誇下海口、忽悠崇禎帝,卻無實際成果的無能之輩。考諸史實,當時遼東一帶後金統治區天災橫生,又遭到明朝的經濟封鎖,面臨嚴峻的內憂局面,存在不戰自潰的可能性,是故短時間平遼並非癡人說夢的妄想。由於天災的禍害,後金內部:「時國中大饑其一金鬥糧價銀八兩。民中有食人肉者。」(註3),糧食短缺的情況可管中窺豹。在明朝的經濟封鎖下,後金國內雖有錢財,卻無處進行貿易換取糧食:「彼時國中銀兩雖多,然無處貿易,是以銀兩賤而諸物昂貴。」(註4)。此等慘狀下,後金統治出現了潰散的前兆,出現了滿洲八旗將領叛逃向明事件。時任遼東巡撫的袁崇煥對此情景想必心中有數,只要行消耗戰的策略、長期封鎖禁運,待後金內部分化終可制勝,足見「五年複遼」並非是聊慰上意的瞎謅。且袁崇煥之所以無法成功抗擊後金,雖有己身戰略安排不全面的失妥,卻也不可否認主因在崇禎帝多疑的個性。中國歷史上抗擊北方民族入侵最成功的例子,當屬西漢時衛青、霍去病抗擊匈奴。其中缺一不可的因素包括漢武帝對兩位大將的高度信任、以及對匈奴的分化,使渾邪王、休屠王於河西之戰後赴漢乞降。反觀袁崇煥抗金時,皇太極放手一搏,選擇冒險性地攻克明城池,掠奪到大量補給,打破了封鎖政策。同時,皇太極利用戰俘向崇禎帝告密:「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雲。今日撤兵。乃上計也。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縱楊太監歸。後聞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主。明主遂執袁崇煥入城。磔之。」(註5),以多疑著稱的崇禎帝自然對袁崇煥起了疑心,在袁崇煥抗金僅一年多時便將其召回,施以淩遲之刑處死。對比兩者,明朝非但對後金分化失敗、無相應軍事佈局配合封鎖計策,反倒被皇太極的反間計瓦解崇禎帝對前線大將的信任,計策、信任皆不可比,可見五年平遼計畫失敗的關鍵原因在崇禎帝無百分百信任的「付託」,而非袁崇煥的「不效」,清帝對袁崇煥並無言過其實的吹捧、更無有意醜化明帝。
其二,身為清統治者的乾隆為吹捧袁崇煥而往老祖宗身上添敗筆之猜測實屬荒唐。有言寧遠之戰乃偽勝,袁崇煥獨守孤城寧遠、努爾哈赤因炮傷而亡純屬傳言。但據記載,明清兩朝君臣卻對此戰役讚揚有加,明兵部尚書王永光曾言:「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註6),明天啟帝更曾言:「虜遭屢挫打死頭目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註7),兩位都將此戰役定義為明朝自撫順失陷後的首場大勝仗,終得以大挫清軍。努爾哈赤亦曾憤言道:「上自二十五歲。起兵以來。征討諸處。戰無不捷。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下。不懌而歸。」(註8),可知寧遠之戰乃是他唯一吃過的敗仗。由此可見,倘若寧遠之戰真不過是一場偽勝之仗,即「寧遠大捷」是明朝君臣共同偽造的,借此譏諷明朝軍力薄弱、卻仍試圖為自己鍍上一抹勝利之光的虛偽,清軍入關不過是替天行道豈不甚好?何苦去承擔篡改歷史的成本,先往抗清明將臉上「貼金」,再往努爾哈赤身上「抹黑」、在戰無不勝的老祖宗身上添上白圭之玷?所謂「吹捧」之猜測言不成理。
次論不必要性。其一,明末之黑暗已在清初轉為盛世,乾隆帝時民心已定,無需再做安撫。俗語雲:「民以食為天」,明末民間饑荒卻屢屢頻生,初食草、食樹皮:「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註9);再食石:「八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註10);甚有「人相食」的情景:「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註11),孩童、獨行者被殺害,他們的骨頭被用作薪柴、人肉被作為食物。彼時民生之凋敝、塗炭可見一斑,民間早已是民怨盈塗。而清初康熙一朝,君主充分認識到發展農業對於增強國力的重要性,曾言:「朕惟阜民之道、端在重農。」(註12),於是大興農業。同時,針對大規模饑荒的慘狀施以除常規賑災政策如開倉放糧、蠲免明末在正稅外加征的遼餉、剿餉、練餉、截留部分漕運外;更採取非常規措施如「八旗養民」,即遣員前往山東等重災區進行賑濟,及動員京城的八旗各於本旗城外,分三處設廠煮粥飼來京的流民。史書載其成效為:「貧窶之民皆賴以全活」(註13),意即山東饑民大多得到救濟,足見兩年以來賑災之成效,本四海鼎沸的局勢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安定。乾隆帝若想得民心,與其做表面功夫吹捧袁崇煥,不如實在地壓低米價、更進一步達到人皆三餐溫飽、安身立命的盛世,吹捧實屬多餘之舉。
其二,滿漢問題在清初入關以來的一百多年來已得到妥善處理,無需再籠絡漢人民心。清初君主以元亡為鑑,對漢人行高壓懷柔並重之政。民生方面,滿漢二族無階級之分,讓漢人免於受滿人欺壓。除前文提過的廢「三餉」外,亦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而減免部份城鄉的賦稅,大抵凡大兵過處免錢糧一半,未過的免三分之一,百姓經濟負擔頓減。康熙曾下令禁止蓄奴、雍正更詔令解放賤民,准其入籍為良民,對下民施以恩惠。順治、康熙二帝也都曾下詔禁止滿人圈占漢人土地,原圈之地則需退還予漢人,民間所墾田畝「自後永不許圈」,使農民得免流離失所之苦。此外,政治制度上亦沿襲明代的制度,如任官、財政、考試等,減少漢人改朝換代的感覺。尊漢文化方面,多爾袞入京後,即為明思宗及王后發喪,備帝禮具葬,又營造陵墓,且下令官民服喪三日,以表對前朝的尊敬。清初諸帝亦皆落實「尊孔崇儒」,如順治時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註14),並封贈孔子後人;多爾袞曾親謁孔廟行禮;康熙亦曾到山東曲阜親祭孔子,對儒家文化極為推崇。保障漢人仕途方面,對科考舉人,恢復因明亡而停辦的科舉考試,並宣佈明朝舉人及生員仍然有效;對朝內官員,「倡先投順者」一律照舊錄用,且部份更被授予高官厚祿,甚至有封為藩王。其中明室朱姓諸王,皆可保留其王爵。上至君主、下至民間,不論是在民生、尊漢文化、保障漢人仕途方面,都對漢人、漢文化有著不在少數的仁政和尊重,緩和了滿漢的對立的局面。在「與民休息」及民族政策的加持下,廣大漢人群眾獲利大於弊,對「異族」的仇恨逐漸淡化,乾隆帝再通過抹黑前朝以證明清入關的優勝之處全無必要。
事實上,最早提出清朝為抹黑明朝、鞏固統治而吹捧袁崇煥之「陰謀」的是《明朝那些事兒》一書,其中載:「既然崇禎這麼好,為什麼還要接受大清的統治呢?所以要搞點醜聞緋聞之類的玩意,把人搞臭才行。因為袁崇煥是被崇禎幹掉的,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煥,把他說成千古偉人,而如此偉人,竟然被崇禎幹掉了,所謂自毀長城,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禎與歷史上宋高宗(殺嶽飛)之流歸為同類。」(註15),作者提出此論點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卻難免有為博得關注、嘩眾取寵之嫌。誠然,如《明朝那些事兒》的引子所述,其是一個以史料為基礎,再加入小說的筆法及對人物的心理分析的系列書籍,書中所述的歷史都具史料來源(註16)。其之成功,作者文采斐然、用語通俗易懂,筆下文字詼諧中又不乏歷史的真實性固然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但不可或缺的是其中提出的許多與傳統史觀截然不同的觀點。這或有有意利用人們的逆反心理,使讀者有「原來如此」的讀後感而非僅是「如此」,從而吸引更多讀者。約十年前有一則採訪作者的報導,其中作者本人曾坦言是抱著「以心述史」的心態撰寫這個系列,可知是根據自己的感覺、理解来解讀歷史、分析人物心理,即存在主觀性的敘述。大篇幅的主觀性敘述,雖開闢了對許多歷史事件解讀的新思路,卻也不免有武斷之言。綜上,為抹黑前朝而吹捧袁崇煥「陰謀」是客觀分析得出的高見,抑或是為求標新立異、滿足己身求異心理而提出的謬論唯恐已是先辨淄澠。
反觀袁崇煥,身前歷經風雨、欲力挽狂瀾不果,身後百年仍被議論紛紛、淪落至被臆測為「擎天一柱」的角色不過是出於政治利益而被美化,實在可悲。
註1:慶桂、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一百七十
註2:汪楫:《崇禎長編》,卷三十七
註3:佚名:《滿文老檔》,太宗皇帝第一函,第六冊
註4:同註3:
註5:佚名:《清實錄》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1至82。
註6:佚名:《明熹宗實錄》,卷六十八
註7:同註4
註8:佚名:《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十
註9:馬懋才:《備陳大饑疏》
註10:同註9。
註11:同註9。
註12:馬齊、朱軾等:《康熙朝實錄》,卷一百四十三
註13:雍正:《聖祖仁皇帝聖訓》,卷四十
註14:張書雲:《清史稿·禮志》,卷三(志五十九)
註15:石悅(筆名: 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第七部,第九章
註16:石悅(筆名: 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第一部,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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