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提倡改革的先行者及領袖，康有為在歷史上似乎一直有著崇高的地位。直到近年，康有為鮮為人知的一面才慢慢被發現。要成功領導維新派幫助大清改革，面對多方的挑戰及人事。康有為不但需要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他更應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不過，歷史顯然道出了康有為在思想上的缺點。
首先，康有為作為改革派人物，思想上理應比一般人更開放包容，可惜現實指出了相反的情況。康有為曾在著作《大同書》中提及黑人為最劣等民族，並指出應以雜婚進行「漂白」，令七百到一千年內世界上再無深色人種。帶領著維新派在中國這個大國進行改革的他，思想竟保守到如此，維新派又能為千年君主專制的中國帶來多大革新？所謂改革，簡單來說就是把既定做法中過於落後及與不符現實的地方，根據新的客觀外在因素而做出適當調整改變。而當時得中國要改革，西方國家的政制及措施就是最好的參考。中國在1895年在日本馬關與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標誌著三十四年洋務運動的失敗，同時暴露洋務運動領導思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不足。康有為卻沒有從中學習，堅持中西文化各有優點，主張學習西方物質上的科學及文明。他這種「中體西用」的思想便是他思想倒退保守的最好證明。
其次，康有為亦是一個信奉英雄史觀的人。他過於迷信於自身及皇帝光緒的能力，忽略了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導致維新改革最後置於孤立無援之地。政治上開明派的官員如李鴻章就曾表示願意贊助北京強學會二千兩白銀入會，又借出安徽會館的數間房屋給強學會使用。李鴻章雖在甲午海戰後被短期停職，但其影響力對強學會的人氣及往後辦事可說是百利而無一害。可惜，康有為卻拒絕了李鴻章的提議。民間的知識分子如其孫文，亦曾經希望和康有為結交，康有為卻要求對方準備「門生帖」再拜他為師，令這兩個改革及革命派的領袖人物就此分道揚鑣。康有為的行為令維新派樹敵眾多而盟友欠缺。以致後期的保國會被眾多保守大臣批評「只保中國不保大清」，亦沒有任何疆吏站出來為其辯護。最令康有為意想不到的，大概是民間的力量後來竟演變成反清革命的主要勢力。康有為的偏執令維新派在改革中失去了凝聚力和感召力，政治失利無疑為維新運動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然而，康有為改革上最大的局限便是其雙層式的思想。他提倡理想中的大同思想和烏托邦，現實中又做出截然不同的行為。其弟子梁啟超就曾這樣批評康有為：「先生日美殺戒，而日食肉；亦稱一夫一妻之公，而以無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獨立；日言人類平等，而好役奴婢⋯⋯凡此皆若甚相反者。」梁啟超這番話完全指出了康有為「說一套做一套」的問題。例如最簡單不過的一夫一妻，康有為也不曾做到。他除了正室和兩個姨太太，還有許多小妾，五十歲時還多娶了一個十七歲的少女為妾。而他本人就指社會進化需循序漸進，時期未到就絕不可能實現大同理想，似乎沒有隊自己行為感到絲毫不妥。甚至到後來張勳復辟失敗，康有為被困於美國大使館內，他仍不忘作一首以動物及神話反咬典故為材的七言絕句，謾罵梁啟超的忘恩負義。可見康有為從始至終亦缺乏反省及改過的勇氣。
總括而言，康有為自身的思想對維新運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局限，亦註定了維新派的失敗。「領袖的性格即政黨的性格，領袖的命運即政黨的命運」這句話可說是應驗在康有為身上了。
葉清蘭 張祝珊英文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