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與梁啟超兩人同是戊戌變法維新派的領袖，都曾共同為中國的變革作出過重大的貢獻。然而，這兩人在維新後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個擁抱新思想，因時而變，一個則固步自封，頑固不化。
維新失敗後，康有為收到光諸皇帝的密詔及受到眾弟子的勸說後，率先逃離北京，再經香港逃向加拿大，途中亦有在日本停留。後梁啟超亦避入日本使館，再前往東京避難，從此以後兩人的思想和發展方向即大為不同。康、梁二人同在日本時，同在日本的孫中山和陳少白兩曾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慰問康有為，而康有為卻以奉有皇帝密詔不便與革命黨人士往來，只有梁啟超之後在宮崎寅藏的介紹下與孫陳二人會面。後來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建立了保皇黨，以營救光諸皇帝，打敗朝廷守舊派為目標，相反梁啟超卻和革命黨關係交往愈深，又閲讀大量西方著作，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在興中會的幫助下創辦了清議報，陸續刊載了《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等文章，宣傳反清思想，鼓吹民權自由，後來更與孫中山一起起草勸康有為退休書。康有為大為憤怒，旋即命令梁啟超趕往夏威夷處理保皇會事宜。梁啟超多年己習慣聽從康有為，不敢反對他，只能聽從他，但其心中尚存有革命的思想。
武昌起義後，梁啟超支持共和制，先後擔任了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職，又創立了以新文化為宗旨的晨報，極大促進五四運動的發展，後來更創立講學社大力推廣西方文化思想，亦對中國女權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可謂是帶領著時代思想的發展，始終站在時代的尖端。相反康有為卻仍抱着封建時代的思想，發着復辟王朝的夢。康有為移居上海後創辨了《不忍》，與以新文化為宗旨的晨報不同，《不忍》以宣揚孔子學說為主，主張以孔子為國教，尊孔崇儒。作為保皇黨領袖，康有為亦支持封建制度，反對共和制，更與張勛一同復辟溥儀為王，使中國倒退回專制統治的時期，亦使他與梁啟超早已不和的師生關係徹底破滅。經此役後，康有為更是被民國通輯，必須潛逃至上海的外國租界，直至被民國特赦才恢復自由身。直至死前，康有為仍宣稱效忠清朝王室。
康有為與梁啟超兩人本同是維新派的領袖，可是之後梁啟超帶領着中國學術和思想的發展，終其一生都跟隨着時代的進步，相反康有為後來卻成了守舊派保皇黨的領袖，拒絕跟隨時代的進步，一生都活在過去。歸根究底兩人的差異便在於是否接受外來思想上。梁啟超的思想一直跟隨着時代的變遷，勇於接受新的思想，承認自己是錯誤的，故而能一直帶領著中國的思想發展。而康有為則以聖人自居，驕傲自滿，從梁啟超對他的評價可見：「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堅持的主義，無論任何人都不能搖動。在學術上是這樣，做事情也是這樣，從來不肯為了做事而讓自己的主義有所遷就，但卻每每曲解事實來遷就他的主義，所以批評先生的人，總是說他武斷、執拗、專制。」其中更可看出康氏為人的倔強，所以兩人雖同為維新的領袖，但其發展有這麼大的分岐也是可以理解。
任知名 香港真光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