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120周年之行 ——香港、天津、北京

戊戌變法120周年之行 ——香港、天津、北京

全球天氣翳熱,香港政府說要覓地建民居,近期仍然繼續場場落地辯論,究竟能否辯出個所以然,只能求神問卜,而建屋的迫切,據說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解決年青人無法上樓的苦惱,有輿論不斷重覆,年青人無法上樓,就會上街,如此壓迫性的恐慌,筆者半信半疑。最低限度,香港近十年八年的政治生態與教育的發展,對正在就學的中學生,乃至大學生而言,迫在眉睫的,或是心裏要尋求的答案,並非樓房問題。而是國家身份認同問題、是內地與香港如何融合相處的問題,是年青人普遍親英美、愛日韓,卻拒中國、但又不願意用心從瞭解國史、國學與國情的發展,即對一國兩制的一國,處於難有歸屬的困惑,部份激進又常站在前綫叫喊的,就是一國與我何干?一國愈強大,香港就變得愈弱小。

筆者始終深信,如何讓香港年青人自覺成為中華文化的承傳者、一國兩制之下的中國國民一份子,充份感悟國家好,香港更好的良性循環,才是香港生存與生活的硬道理。不過,若從政治渲染強硬灌輸入手,又很難讓年青學生萌生國家觀念,使之入腦。

教育是慢工出細貨、細水長流,透過設定不同的「當年今日」主題,讓學生透過參與(Engagement)、經歷(Experience)細味香港、國家與世界的複合關係,思考香港與國家民族及文化發展的定位,由此再產生休戚與共的思考方向。

去年,筆者與丁新豹博士等人,帶領30多所中學的學生代表,以「一帶一路歷史之行」為主題,前赴烏茲別克、哈薩克的幾個城市考察,日間天氣酷熱非常,但各參與同學受當地導遊的專業講解變得心靜自然涼,特別是布哈拉古城更是精采處處﹗「這裏是烏茲別克的歷史,亦是唐代安西都護府的管轄地,是安祿山、史思明的祖藉所在地,確是我們國家的歷史,當然從回教文明視野看,這也是世界的歷史」經歷奔波勞累的學生,在檢討會有以上的分享。

今年七月底是戊戌變法120周年,香港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連續第七年主辦歷史考察研習,同一班人馬帶領,另外近三十所中學的學生代表參與,天津、北京的天氣炎熱,不下於烏茲別克,但七天的緊密行程,參與的同學聆聽來自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的導遊講解,以及丁新豹博士作近代史的精闢縇繹,雖然參與者每天日行都超過一萬步,但毫無怨言,看來受到是史蹟、史事、史話的強力吸引,忘記在香港的優容,樂於承受天津北京酷熱的煎熬﹗

出戶才知天下事,確實,天津是全中國最早的開放的城市,是列強最早劃定租界的地方,戊戌維新失敗,乃至不同階段,不少政治人物避難之地,在這裏,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特別多,天津的利順德飯店,是數盡風雲人物的飯店,美國總統胡佛、孫中山、毛澤東等都曾在此留宿,這對一般以香港為本位的學生而言,眼界大開,聞所未聞﹗華洋雜處的香港、上海之前,原來已有天津。

北京的紫禁城並非是旅遊打卡之處,透過專業的講解,清室皇家之地,政治、經濟、教育、建築與人情的故事無一不精采;參訪天津梁啟超故居與北京植物院內的梁啟超墓地,作連貫的思索,當知梁啟超的學術全面,著作等身,對家庭教育的重視,九個子女個個成才,完全反映梁的進步主義價值觀,對西學與傳統國學的同步堅持,「少年強,中國強」的中國夢,甚具現實意義。這對耐心參訪的同學,自有很大的啟發;進入北京文天祥祠,原來是文天祥受獄刑之地。放目廳前楹聯,文氏後人文懷沙撰寫。上聯「地老天荒,不忘一部中華史」,下聯「山呼海嘯,齊唱千秋正氣」。知識份子的責任與承擔,完全清楚。

到八達嶺,長城好漢多來,帶領香港中學生前赴青龍橋車站並詹天佑銅像及墓葬之地,顯然更具感染力。1872年,年僅12歲的詹天佑到達香港,報考由清政府在香港籌辦的「幼童出洋預習班」,詹在美國完成中學再到耶魯大學攻讀鐵路工程,以畢業試成績第一名獲取學位。1905年詹更肩負重任,以總工程師身份,排除萬難,築起中國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北京至張家口),過程艱險,受盡外國專家揶揄,歷史有清楚的記錄。幸好天佑中華,天道酬勤,京張鐵路終於在1909年9月可以全綫通車,記下中國鐵路史最重要的開首一章。而詹天佑晚年,並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這對聽真實故事的香港學生而言,更多添一份聯繫及親切感﹗

返港後,參與天津北京之行的香港學生,都要自定相關題目,撰寫千字以上的見聞錄,以記其事,從而實踐︰「國民教育之根本,實源於國史教育﹗」

何漢權會長 京津團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