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五月四日，中國爆發了史無前例的一場大規模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在是次旅途中，我有幸登上北京大學紅樓，親身感受這段沸騰的歷史。踏入當年學生印刷橫幅的房間，我的腦海中響起了《北京學界宣言》的其中一句：「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現在回首，似乎只見五四時的知識分子都被對中國走向自主富強的期望蒙蔽了雙目，而忘記了任何現代化進程皆不能一蹴而就的。
在巴黎和會中，中國代表力陳三大訴求：奪回德國在華利益、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廢除《二十一條》。然而，正如當時外交總長陸徵祥所言：「弱國無外交」， 列強早已與日本協定山東問題，其餘兩項要求則被以和會內容無關為由拒絕討論。中國外交失利的消息迅速傳至國內，國人頓時怒不可遏，掀起五四運動的序幕。雖然三項主要訴求都苦無結果，但中國外交是否真的「大失敗」了？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成功廢除了戰敗國德國及奧地利在華的外交特權，如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待遇，這難道沒替中國收回列強在華利益定下先例嗎？中國在和會中又爭取成為國際聯盟的創始國，這難道不是標誌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嗎？中國代表拒簽條約，難道不是象徵了中國的覺醒、對列強首次的反抗嗎？可惜的是，自晚清以來列強多次欺壓，人民義憤填胸，認為中國若無法在巴黎和會這個國際舞台上一舉擺脫帝國主義對國家的殘害，今後將再無相當的政治能量與列強討價還價。他們忽視了顧維鈞一行人為本國爭取的其餘利益對中國走向外交現代化提供的種種機會，反被外爭主權的熱切渴望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僅僅一個和會不可能足以收復中國數十年來的失地，便斷然宣告外交失敗。北大學生不明白的是中國要邁向外交現代化，實不能一步登天。
事實上，這個現代化過程能一蹴而就的錯誤概念從晚清以來一直籠罩着中國。就如在洋務運動中，洋務官員認為器物發展就是衰弱的晚清的救命草，而忽略了全面的改革。在經歷英法聯軍的國恥後，曾國藩、李鴻章等官員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透過訓練西化軍隊和發展實業以富國強兵，抵禦外敵。然而，洋務運動最終仍於甲午戰爭毀於一旦，為何？皆因洋務官員只重器物發展，未能在思想作全面西化，守舊腐敗的風氣依舊根深蒂固，令現代化的效果不彰，最後敗於日本。由此可見，洋務官吏誤以為單靠物質改革就能改變中國積弱的局面，妄想着中國有了洋槍洋炮就有翻身之日，卻漠視了文化上、政制上的改變。洋務官吏不明白的是只憑器物發展並非清朝走向現代化的良策。
又如在甲午戰爭後的維新運動，康有為和梁啟超着眼於全面改革，卻未能說服政治的核心人物，即使他們推行多項改革也是徒勞無功。維新運動吸收了洋務改革不全面的教訓，在全國設立中西學兼備的中小學堂，又裁減冗吏，同時繼續發展實業。然而，維新運動在百天後馬上隨戊戍政變落幕。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他們未能在朝中建立足夠勢力抗衡守舊派，又未能改變守舊官員的想法，便毅然主張「速變、全變」。這正正說明了康梁以為全國改革便能帶來國家的富強，漠視作為權力樞紐的朝廷的迂腐同樣只會招至失敗。康梁不明白的是只有國家層面的革新不足以改變中國當時的困境。
故此，五四運動正正再一次提醒了我們改革必須有穩當長久的推進層次，世上絕無能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運動過後，雖然中國的三大訴求在巴黎和會中仍舊未能如願以償，但昔日顧維鈞等人中國所埋下的種子最終也帶來了收成。五四運動後三年，美國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正式與日本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重奪山東；蔣介石在民國黃金十年間，遂步廢除部分列強在華利益；二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成功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以及與戰敗國日本的《二十一條》。一九一九年國人的願望，最終以二十多年後完全實現。進一步印證了一國的進步並非單單一場全國性運動便能達至，要收復所有主權還需國力與時勢的相互配合，才能循序漸進地邁向現代化。要收割前人種下的果實，實在無法一蹴而就。
百年過後，五四運動時的掀起的軒然巨波早已平息下來，但它曾引起的迴響依然在今人的心中揮之不去。我盼望現在的中國能從五四中學習，更秉承當時國人的理念，帶着植根中華民族心中百年的「德先生」、「穆小姐」等精神步步走向政治社會的現代化。
江倬茵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