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舉國譁然，隨後，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三千多名大學生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示威遊行，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口號，抗議北洋政府在和會上的懦弱行徑，並要求嚴懲賣國的官員；後來，運動更發展為全國性的三罷（罷工、罷課、罷市），最終運動成功迫使北洋政府妥協。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年來最重要的群眾性運動，它不僅反應了當時反封建反帝制的徹底，彰顯了學生乃至民眾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更刺激了社會各階層的覺醒，促進社會各方面的進步，亦推動了新文化運動，深深地影響了往後國民的思想與文化。
五四運動的成果對於近代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知識分子對於運動的成功功不可沒；然而，他們作為時代知識分子，又在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
五四運動的爆發其實早在日本侵華時埋下伏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故對德國宣戰，用兵於山東；後來德軍投降，日本拒不撤兵，埋下日後山東問題的種子。1915年，袁世凱為稱帝，不顧國民反對，私自簽訂日本提出的《21條》，引起舉國憤然。再至1918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段祺瑞為借款，與日本以「欣然同意」四字簽訂《山東問題換文》，這肯定了日本在山東的非法地位，令中國在未來難以收回山東之權益。
政府喪權辱國的行為令中國陷入主權淪喪的危機當中，國人出於愛國熱忱，堅決反對把山東權益轉交給日本，決意與政府抗議，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爆發。然而，除了山東問題，我認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更多的是源於國人的思想漸開。胡適，陳獨秀等人在民國成立後展開新文化運動，標榜「德先生」「塞先生」，批判中國舊有文化，又鼓勵國人獨立思考，敢於挑戰現存的體制和權威，不少青年學生乃至民眾受到洗滌，不再束縛於專制統治的淫威之下，敢於在政府倒行逆施時勇於發聲反抗。而五四運動，真正就是知識分子對於新思想推動的成果。
知識分子在時代中扮演著啟蒙者與推動者的角色
先談談何謂啟蒙者。此處的啟蒙並非提出高尚的價值觀或是精神，而是開發當時國人的落後昏眛的思想，帶領他們嘗試接受西方的思想，並敢於反抗迂腐的舊有理念。西方勢力的入侵打開中國緊閉的大門，隨著戰爭不斷的落敗，清政府以割讓主權苟延殘喘，西方的思想透過生活、貿易、甚至宗教逐漸滲透進中國民眾的思想之中，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民主的西方思想縱使貼合當時人民的需要，然而，對於入侵者的思想與文化，民眾難免會產生抵觸，更遑論主動學習效仿。但無可否認的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學知識乃至軍事實力各方面確實要先進於當時的中國許多，倘若能取西方文化之精魄，去中華文化之糟粕，以謀進步，那是極好的。不少知識分子意識到這一點，提出「中體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打破僵局，尋找出路，這便是啟蒙之謂。
再談何謂推動者。中國數千年來被封建專制的皇權而統治，國人乃至政府都有著其保守性。在當時，要令政府與人民學習入侵者的思想文化，加於自己的制度與生活之中，必然會遭千夫所指。知識分子明白改革的好處，可是改革必須力排眾議，絕非易事。
在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正正扮演著這兩個角色。
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為例，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受黎元洪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的北大不僅管理層腐敗，更缺乏教育和發展經費，北大校長一職是眾人眼中的「三煞」位置，但是蔡元培先生依然雖千萬人吾往矣，應邀出席。蔡元培先生上任後改革北大，除舊布新。作為一個啟蒙者，他以兼容並包的理念，推動大學中思想自由發展，又推行學分制，促進文理兩科的融合，打破了學科的界線，開創了北京大學學術自由的風氣，定期成為後來中國大學的楷模。
作為推動者，蔡元培在眾人的阻攔下接下北大校長一職，並致力改革北大，廢除腐朽的教育制度，大力倡導近代民主科學的教育思想，又選用大批有先進思想和博學多才的老師和專家，如魯迅，陳獨秀等等，為當代培養出數之不盡的有識之士，並推動了文化與學術的自由。逾期探究知識分子在時代中的定位，倒不如實考知識分子的態度與責任。
五四精神中，提出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態度應該是自覺承擔。自覺是指勇於認識自身的不足，承認別人的優越，從而取長補短，得以進步。承擔是指知識份子作為社會中文化水平較高的一部分人，要承擔起改革與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
引用林語堂先生在《吾國與吾民》自序中的一段話：
「我堪能坦白的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腦紛擾，因為我未曾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過於她的微渺的國家，無需他們的粉飾，她將調整她自己，一如過去歷史上所昭示吾人者也。」
高興 荃灣官立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