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研究變得時髦
近年來，關於香港開埠以還的研究如雨後春筍。以往，所謂香港學的研究，以歷史、政治旁及經濟為主，無論論文數量或專著書目也寥寥可數。記得我在英國留學，在釐定論文範圍時，指導老師多次警告我，勿把研究地區只限在香港一隅，理由很簡單，香港研究在1997香港回歸之後，國外學者問津者少，所以「市場價值」不高。唯儒子不可教，我情繫中華、心屬香港，最後論文題目不單只論述香港，還是19世紀中葉的香港！
時移世易，香港研究不知為何被披上了「本土價值」的外衣，一下子又變得活躍起來。隨便逛逛書局，有關香港研究的書籍已佔了多個書架，還被放置在顯眼的位置。研究的範圍，亦較以往廣泛，政治、經濟、歷史仍然不少，但文化、社會民生、老百姓生活點滴、民俗學，以至外國人在香港的生活情況也可看見。唯獨有關19世紀教育的專論卻不多，且多以英文發表。研究香港教育史是筆者的興趣，就利用這一框框，和讀者分享一些教育趣事吧。古今對照、鑑古知今，對現今教育可能也有所啟發。
8000人口，兩位老師
香港這個最蕞爾小島，1841年為英人攫取時，被形容為不毛之地（barren rock），人口只有7,450人（CO129/12: 305。CO即Colonial Office，英國殖民地辦公室的簡稱。CO 129 為香港的檔號，主要紀錄殖民地總督的工作報告及與殖民地大臣的信函。檔案按年劃分，由1841起至1951止，共629檔，數萬條資料。是研究香港史不可或缺的原始資料。）。一年後，即1842年，殖民地政府又做了一次人口調查，當時主要居住地「皇后城」（Queenstown），約現今中、上環等地人口為8,181人，加上其他較偏遠地區，如赤柱、香港仔、黃泥涌等村落，總人口共12,861人（詳見香港政府憲報1842年3月24日）。調查還臚列了華人在皇后城區主要職業：
表一可見當時華人是以捕魚為主，而大部份居民多從事勞動行業。人口最多排名首五項工種，即水上居民（漁民）、工人、小販、木匠及砌磚工匠共約5000人，為總人口40%，與今天香港位列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港人主要從事商業及服務工作，簡直有天淵之別！
在諸多工種中，教師的數目少得可憐，8000人口，只有2名老師，而學生，亦只得10名！不知就裏者，自然眾多猜想，若換作今天凡事均以政治掛帥的場景，又要大呼「人頭落地」了。但如明白當時社會狀況，自可瞭解這只是當時社會的忠實反映。
香港剛開埠時，絕不是一個天堂，也不是一個安居樂業之所。1844年，即開埠僅三年，香港政府報告（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俗稱香港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記載，當時治安非常差。凶殺、搶劫、爆竊等嚴重案件無日無之；官員與華人的關係非常緊張，官員對華人的評價非常低，認為當時的華人，只是「一群在海上隨處漂泊（暗示不會視香港為永久居所），只要免受懲罰，任可傷害性的事情也可從事的人」，結論是華人是一群 “The moral standard is of the lowest description” 。這句說話非常具侮辱性，禮貌的說法，是道德惡劣；骨子裏，就是說這是一群「人渣」！
在此等背景下，當時在內地來港的華人，多是隻身男性，鮮與家庭同來。既沒有家庭，又何來小孩？學生不多，供求之下，老師數量自然也少。從側面看，這亦解釋了為何娼妓的數目與人口的比例竟高達1:20！
村校穩定發展
8000人口，兩位老師只是指皇后城區的情況，該區為殖民地政府首個開發的區域，人口以內地移民為主，而在偏遠的村落，無論教師及學生數目都較皇后城區為多。據歐德禮Ernest John Eitel（歐氏本為德國籍傳教士，精通漢語，於1878 至 1897在港擔任官校督學，亦是教育署的首長）記載英人來港之前，黃泥涌、香港仔、赤柱等村莊已有幾所學校，每年學生平均約有50人，佔總人口約0.89%。英人來港後，學童數目稍有增長。1845年，共有村校9所，學童149人；1846年學校數目增至12所，學生人數有181人。這些規模細小的學校，設備簡陋，課程也異常單調。根據歐氏記載，大多數的學校只是教授閱讀及寫作中文，學生並沒有學習「有用的知識」（positive knowledge）。按當時英國的教育，學生除學習語文外，一般課程還包括數學、地理、歷史等科目。於歐氏而言，可能這些才是有用的知識。
傳教士介入徒勞無功
若以現代的教育觀念來看，社會秩序混亂，人民質素差劣，理應加強教育發展。唯大英帝國奪取香港，只是「項莊舞劍」，志在發展對華貿易，根本無心對香港作長遠規劃。時殖民地政府認為政府機構的成立、貿易、治安、衛生等問題遠較教育重要，因而教育自然被忽略。按文獻記載，最早關注香港教育問題的是一份在廣州辦的傳教士刊物「中國叢報」 Chinese Repository，其在1843年8月份，發表了「香港的慈善機構」一文，公開呼籲殖民地政府應多支持發展本土學校（native schools）。
除中國叢報外，兩位傳教士亦曾倡議殖民地政府應給予資助為華人發展公共教育。第一位是郭士立。郭氏除傳教工作外，亦有辦學經驗。當他在1835年定居澳門時，曾與妻子在澳門開辦了一所華文學校。1840-1842年，郭氏為當時駐華商務總監義律的翻譯。緊接着義律當駐華商務總監督的是戴維斯，郭氏又成為戴維斯的中文秘書。他曾於1845年寫信給當時亦兼任香港總督的戴維斯，希望政府能每月給與本地學校$10元津貼，以10所學校計算，全年也不過是$1200元（CO 129 /16: 29）。
另一位更為讀者熟悉的是蘇格蘭籍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理氏是著名漢學家，曾翻譯了不少中國經書，為英國牛津大學首任中文系教授。他曾為殖民地政府提供教育發展政策，被稱為「香港公共教育之父」。1845年在一封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理氏提及，他曾向總督戴維斯建議在香港為華人建立一所較具規模的免費學校，聘請出色老師，目的是培訓華人當翻譯、文員及其他合適工作 (CO129/18: 305)。
傳教士的努力似乎影響不了殖民地政府的決策。戴維斯總督給殖民地大臣的年終報告，均隻字不提如何落實香港公共教育的發展。原因可能是一則發展教育並不是殖民地政府的重點；再則，殖民地政府也不希望與傳教士的關係過份密切。
（本文曾發表在灼見名家教育專欄。）
作者簡介：
邱國光
英國布理斯托大學博士，主修教育行政及語言教育。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行政總監、「中華歷史文化獎勵基金」總幹事、「同心教育基金會（香港）」學術顧問、灼見名家專欄作家及「香港東坡詩社」副會長。研究興趣包括教育政策及管理、香港教育史、語言規劃、英語教學等。最近著作及編著作品包括：《香港青年政策何去何從》、《人間天堂-毛里求斯服務研習之旅》、《風采心·情·志—風采十五周年的故事》、同心一生一師系列《廣西越南篇》及《廣西越南續篇》、《校長也上課》等書。
（原文載於2018年7月5日灼見名家教育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