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海明威在重慶

1941年4月，海明威與第三任妻子Martha Gellhorn 離開韶關到達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軍政大員都隆重地款待他們，蔣介石邀請他們共進午餐，連周恩來也秘密約見了他們。在重慶與各方勢力接觸過之後，海明威建立起對中、美、日關係的個人見解，給美國政府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更令他對中國的未來作出了大膽的預測。

一．愁困山城

由於地理上的優勢和政治上的需要，1937年南京淪陷之後，國民政府選擇了重慶作為戰時首都[1]。跟香港一樣，戰亂迫使大批逃避炮火的人民湧入重慶，人口在短時間之內激增至超過一百萬，各種基本設施都出現超負荷情況。比香港更惡劣的是，日軍經常轟炸重慶，跑空襲警報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

4月6日，海明威夫婦乘坐的飛機降落在長江中的珊瑚壩上。重慶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比起韶關的陰雨連連，這裏確實讓他們充滿期待。可惜，當他們踏入由宋子文借出來，讓他們暫住的大宅時，馬上見到幾個蛇頭鼠眼的流氓，大刺刺地躺在大廳中的沙發上，對他們視若無睹。Gellhorn估計是派來監視他們的特工。

由於當時國內外形勢都十分複雜，國民政府不得不時時留神，處處監視，尤其是對於外國記者在重慶的活動，盡量避免他們將不利的消息傳到「友邦」去，造成外交上的障礙。

先來說說國際形勢[3]。

1941 年，蘇聯與中國的關係是很微妙的。一方面蘇聯已經和德、日簽定了互不侵犯條約[4]。另一方面，蘇聯又提供應急物資和軍事顧問協助中國抗日。蘇聯希望中國牽制日本，讓其集中力量與德國決一死戰。國民政府明白到，蘇聯只是暫時把籌碼押在自己身上，一旦局勢改變，籌碼便會馬上移到中共那邊去。

德國和中國的關係亦不尋常。此前，中國由德國進口大量軍備（超過80%），大至槍炮，小至士兵的頭盔也是德國貨，德國也有幫助訓練國軍。1938年之後，情況改變了。日本一再施壓，要求德國停止對中國軍事輸出。德國只好把大批軍事顧問撤走（違者判以叛國罪），禁止武器出口到中國去（偷運仍是有的）。一些反對希特拉的德國人，卻寧願背上叛國的罪名，也要留在中國。這些軍事專才的知識和經驗，對國軍的作戰力大有幫助。問題是，留下來的人當中，哪些是「叛國者」？哪些是「愛國者」？

至於英國方面，此時正同德國苦戰，自顧不暇，他們在遠東的利益已經岌岌可危。中國可以寄望的就只有美國。美國政府的取態，對抗日變得十分重要。

內部方面，國共原則上是聯手對抗日本入侵，但這種合作關係很脆弱。就在海明威來到中國前不久所發生的「皖南事變」，正正暴露了國共的矛盾[5]。除了國共關係處於緊張狀態之外，在這個山城中還有親日派、議和派、汪偽派、不同軍閥派等等勢力四出活動，有人希望國共能全面合作抗擊日本； 有人希望國共衝突升級；有人希望國民政府盡快議和投降；有人希望中國能把日本拖入更大的消耗戰中⋯⋯

在內外交困之下，國民政府非常重視新聞監控，當年一份關於新聞檢查的官方文件中說：

「查各國報紙駐華記者所發電訊，為注意遠東局勢之國際人士所極端重視，故必嚴密檢查，遇有欠妥之處予以删扣，並向該發電記者申明理由，使其獲確切瞭解，糾正其謬誤之觀點。我方發表宣傳文告，商由外記者發電，實為最有效之捷徑，然亦講彼等之信仰，始能為我利用。」[6]

圖一：《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概要（二十七年迄三十年四月）》

檔案中可以看到「海明衞」的名字

中宣部認為，除了檢查外國記者的報導之外，也要好好地「誘導」他們，最好能利用他們作為政府的宣傳途徑。如圖二所示，國民政府列出了可以利用的國際人士當中，海明威（即海明衞）亦榜上有名。不過，當時負責管理中宣部的董顯光說，他本人很欣賞海明威不偏不倚的觀察，但擔心他在西班牙內戰後 ，會受到共產想思的影響，所以沒有把他列入VIP名單之中。儘管如此，基於以上的宣傳原則和防止海明威帶一些「不真確」的消息回美國去，蔣介石還是親自接見了他。

二．午後長談

蔣介石希望透過會見海明威達到兩個目的：1）美國能盡快提供更多援助；2）阻止「皖南事變」在美國繼續發酵。第二個目的的成敗，直接影響到第一個。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下午見海明衛，對『麥寇』表示，對美國平衡基金不肯一次交付之談判，甚為不滿。并言美援華至今，無具體辦法，更為不滿」[7]。他在工作備忘中又批評美國的援助口惠而實不至。這些抱怨表明了一點：他比海明威更需要這次會面。

4月14日，海明威夫婦在蔣介石官邸和他會面，由宋美齡擔任翻譯。整個會面只有他們四個人，沒有其他高級官員在場[8]。

在Gellhorn的回憶中，蔣介石穿着整齊的軍服，腰板挺直，神情木訥。他沒有戴上假牙，據說這是對來賓的一種禮遇！蔣介石問海明威對於「皖南事變」的報導有甚麼看法，海明威說他沒有讀過那些報導，所以不能發表意見（是真的嗎？）。於是，蔣介石反覆地向他灌輸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諸如中共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他們也不可能令到國民政府動真氣來對付他們；國民政府只需少少功夫便能擺平他們；「皖南事變」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人在美國大做文章作宣傳而已。Gellhorn指出，在那一個下午，蔣介石重覆了這類說詞幾次。宋美齡亦幫上一把，說她也收到消息，指責國軍在新四軍背後拖襲，她強調這不是事實。

在海明威到訪中國之前，國民政府已派出了宋子文到美國去，展開了大規模的遊說增援工作。蔣介石因為不想他們苦心經營的成果受到任何影響，拖延了撥款，才會如此破格，滔滔不絕地自行解畫。海明威則對他說，他對共產黨的宣傳手法是很熟識的。言下之意，不用你老人家擔心，我自己心中有底。

被冷落在一旁的Gellhorn覺得這些政治話題太沉悶了，她關心的是民生問題，於是她問：為甚麼中國政府任由麻瘋病人在街上隨處亂走，有些還向路過的人行乞？

她的這一問不知觸動了宋美齡的甚麼忌諱，她突然教訓Gellhorn說：中國人跟西方人不同，我們是有人道、有文化的國家，不會把麻瘋病人關起來。當西方人的祖先仍然住在樹上，把自己塗上藍彩的時候，中國已經有很偉大的文化了[9]。Gellhorn沒有交代這個尷尬場面如何化解，只說宋美齡事後送了她一頂草帽和一件首飾當作和解（appeased）。她喜歡前者，後者她覺得品味低俗。這兩件禮物都不能改變Gellhorn的想法，她認為蔣介石夫婦着重的只是個人權力，對於他們來說，日本人是暫時的威脅，中共則是真正的憂患[10]。海明威更覺得蔣介石始終是一個軍人，他正努力模仿成為一個政治家。他，模仿得不好。

三．秘密會面

圖三：重慶，曾家岩50號，周公館

周恩來在1941 秘密會見海明威的地方

海明威到中國來除了採訪中日戰爭之外，還要為美國政府收集情報。但是，從踏足中國的第一天開始，他一直受到國民政府的「照顧」，到哪兒去都引起關注。國民政府可能已經知道他的到來，不會只是為了新聞報導那麼簡單。在嚴密監視之下，海明威無法像特務電影中的主角，冒險犯難去收集情報。不過，國民政府忽略了一個人－Gellhorn。

有一天，Gellhorn正在她認為是全個重慶市最有趣味的地方市場轉悠時，一個頭戴男裝帽，身穿花裙，配上長褲的外國女人主動接近她，問她想不想見周恩來[11]。Gellhorn對這個名字一無所知，但她的記者直覺對她說：這是一個獲得重要資料的好機會。於是她對那女子說，自己要跟丈夫商量一下。Gellhorn給海明威道出這個名字時，他馬上記起周恩來是Joris Ivens的朋友。

Ivens是一位荷蘭裔導演。1937 年，海明威和他一起到槍林彈雨的西班牙，拍攝抵抗佛朗哥的軍事行動，製作成《西班牙的大地》（Spanish Earth）一片。海明威曾經因為Ivens要他修改他所撰寫的解說文稿，破口大罵這個「荷蘭佬」（是海明威說的）。最後，他被Ivens的專業精神所拆服，願意重寫，對於海明威來說這是罕有的。這套紀錄片的首影是在白宮舉行，特別播放給羅斯福夫婦觀看，藉此引起美國對西班牙內戰的關注。

1938年，周恩來和Ivens在武漢相識時，日本正肆無忌憚地在華東地區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得到周的幫助，Ivens拍攝了許多中國抗戰初期的珍貴片段，包括臺兒莊戰役。他把這些片段剪輯成一套紀錄片，名為《四萬萬人民》（The 400 Million）[12]。自此之後，Ivens便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90 歲臨終前，完成了他最後一部有關中國的紀錄片：《風的故事》（Une histoire de vent）。

就這樣，一個是未來諾貝爾奬的得奬者，另一個是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因了這個「荷蘭佬」的無形牽扯，作出了一次歷史性的會面。

之後的發展就像特務電影的情節：避過監視、擺脫跟踪、被蒙着眼睛帶到秘密地點去 ⋯⋯當他們張開眼睛時，迎接他們的是一間陳設簡陋的小屋和一個像是低級文員的男人。這個男人，就是周恩來。

周恩來穿着白色短袖恤衫，黑色長褲，一對涼鞋。這個穿着普通的中共要員，看似平凡，但當他一開口說話時，他的魅力令Gellhorn為之傾倒。她回憶道：如果當時周恩來對她說：「握着我的手吧！我會帶你到世外桃源去」。她只需要拿一支牙刷和肯定那桃源不是在中國的，便會跟着他走。她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he was Somebody)」。陶醉之中，她完全忘記了新婚的丈夫正在身旁，完全忘記了自己正在渡蜜月。她反而擔心周恩來會取笑自己的中國知識貧乏，破壞了形象。不知道事後周恩來有沒有向夫人報告，自己被一個金髮美人含情默默地看了整整一個小時？

這是一次愉快的會面，是他們到中國來之後，收獲最豐富的一次。對談是以法語進行，就算沒有翻譯，雙方也有不少交流，有說有笑[13]。Gellhorn說自己太興奮了，完全記不起當時談過些甚麼。

Gellhorn當戰地記者已有多年，採訪過的世界大事不在少數，怎會把如此重要的事完全忘記，連一丁點兒也記不起，何況在這次旅程中，她是一直做着筆記的。有幾個可能性：1）那些內容已沒有出版價值，70 年代的讀者不會感興趣；2）相反，他們所談過的內容，在70年代的美國仍不能公開[14]；3）她完全不明白周恩來所談的內容。Gellhorn在遊記中嘗試說服讀者相信第3點。她說海明威同自己一樣，對中國毫無認識，周所談到的事情，他們倆也是第一次聽聞的。不過，從海明威回到美國後所發表的報導來看，他完全不像是一個在中國只逗留了3 個月的人。在出發前他必定已經備課了，更有可能是美國政府為他補習過，打好了底[15]。

四．結語

圖四：海明威夫婦與宋美齡在重慶

4月15日，海明威夫婦離開中國，到達滇緬公路的終點－臘戍，結束他們採訪中日戰況的工作，至於海明威的那個「特別任務」，也算有所交代了。

在他離開重慶前，海明威有機會到成都去參觀了幾個建設項目，其中令他感到最震撼的是一條正在修建中，讓B-17 轟炸機升降的跑道。他看到幾萬個工人，一邊哼着歌謠，一邊比賽鬥快，看那一組能在日落前築起最多段落。獲勝者會在晚上大放鞭炮慶祝，向其他組別示威。不可思議的是，這幾萬人用的工具就只是鋤頭、泥鏟、竹籮筐、手推車，唯一的大型機器是一部蒸汽推動的掘土機，其餘全靠人力。

海明威在《PM》報上特別報導了這次見聞，把這項工程比作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16]。一般人一定會想到：為甚麼不先準備好需要的器材，訓練好相關的技術人員，搞定了配套設施才動工。海明威卻明白到中國正處於戰爭之中，越早讓美國戰機投入戰場，越能增加重慶的防衞力量，甚至可以向日軍據點發動反攻，時間上並不容許按步就班來進行。他非常欣賞中國人這種靠「拼」來解決困難的作風，他贊成：「中國能夠完成任何他們想要完成的事。」[17]  儘管在海明威眼中，中國是有不足和落後之處，但同時也有令人興奮和驚喜的事物。他留意的是後者。

Gellhorn則相反，處處不滿，時時失望。雖然她的遊記保留了很多寶貴的歷史片段，沒有了這些片段，海明威在中國的活動便會變得模糊不清了。不過，她在遊記中憶述的往事，跟她30年前所發表的報導有不少出入，尤其是她對宋美齡的評價。1941年，Gellhorn在《Collier》雜誌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她的一天》（Her day）的文章。當中她以鮮豔的彩筆為美國讀者描繪出一個工作勤奮，風姿綽約的「蔣夫人」，對她的讚賞甚至有點「肉麻」，跟她在遊記中的那些惡言惡語完全不同[18]。何以Gellhorn會「前恭後倨」？可能是《Collier》雜誌的要求；可能是回報國民政府支持她的到訪；也有可能是美國政府的「誘導」。

回到美國後，海明威在《PM》報上發表了七篇有關中、美、日的文章；又接受了報社主編的採訪（亦出有刊出），暢談了自己對中，日戰況的了解。這是公開的部分。不公開的部分有：一封給美國財長的長信，信中他支持美國政府繼續援助國民政府抗日，但美國政府必須向蔣介石強調一點：美國不想見到中國發生內戰；海明威亦有向軍部作出了秘密匯報（這部分仍未正式公開）。

一年之後，美國已經同德、日宣戰，在歐、亞戰場上拼過你死我活。這時候，海明威發表了一段有關作者在戰時如何自處的文章：

「⋯⋯一個作家的職責是說實話⋯⋯如果在戰爭中因為說實話可能會損害國家，那麼他便應該只寫而不發表。如果不發表他便不能糊口，那就轉行好了。但是，如果他寫了一些自己內心深處清楚明白不是事實的東西，不管出於哪一種愛國動機，他還是要完蛋的了。」[19]

海明威的這個要求，他自己又能達得到嗎？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1] 請留意，是「戰時首都」而不是「臨時首都」，1940年更正式頒令成為「陪都」，藉此強調南京仍是中國首都。重慶位於長江水道旁，中國東部的工業設備、戰略物資可以經由長江運送；重慶地形複雜，有利於修建防空洞和進行戰略隱蔽。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重慶是由蔣介石比較信任的國軍派系控制。

[2] 幸好海氏夫婦到訪的這段期間，因為視野欠佳，日軍暫停了轟炸。

[3] 篇幅所限，本文只能觸及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之萬一。海明威回美國後不久，德國入侵蘇聯，日本偷襲美國，國際局勢又為之一變。

[4]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Molotov–Ribbentrop Pact） 和《蘇日中立條約》。蘇聯是在海明威到達重慶後不久與日本簽定的。

[5]「皖南事變」又稱「新四軍事件」，國共一次大規模衝突，備受中外關注。

[6] 轉引自Yanagisawa (2010)，pp. 134 。

[7] 「麥寇」可能是蔣介石為美國財長Morgenthau起的「花名」。兩人的關係並不好，Morgenthau不信任蔣介石，蔣介石討厭Morgenthau阻延批款。「平衡基金」即是「平准基金 （Stabilization Fund）」的前身。一個由中，英，美三方在戰時設立的金融機制，用來隱定中國法幣。

[8] 蔣介石日記是1941年4月13日，Gellhorn的紀錄則是4月14日。

[9] 1941年8月，Gellhorn在Collier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宋美齡的章，也有提及這些說話，但語調完全不同。下文自有交代。

[10] 蔣介石把日本的入侵比作是皮膚病，而中共則是心臟病。正如之前所說，當時只有他們四人，這個比喻是否真的出自蔣介石口中？海明威在他給Morgenthau的信中則說，是其他國民黨人說的。

[11] Gellhorn一直以為那女子是荷蘭人，其實是德國人，原名Anneliese Martens，柏林大學歷史和語言學博士。1935年與中共黨員王炳南結婚（改名王安娜），1936年隨夫來華參與抗日運動。著有回憶錄Ich kämpfte für Mao （中譯：《中國——我的第二故鄉》 ），1989年病逝於漢堡 。

[12] 這部電影被國民政府和港英政府禁播，只有少數中國人曾經看過。

[13] 周恩來曾在法國勤工儉學過，能說流利的法語。海明威和Gellhorn亦曾在法國長期工作和生活過。

[14] 海明威夫婦對這次會面一直保密，直至Gellhorn的遊記出版，之前只出現在海明威交給美國政府的保密資料檔案中。

[15] 負責引路的王安娜說：整個會面中，周恩來只說了三句話！這和Gellhorn的敍述不符，亦不近情理。有可能王安娜的意思是在這次會面中，她只是為周恩來翻譯了兩三句說話，其餘時間根本用不着她吧！因無法獲得德文原注，未能確定王安娜的話的原意。

[16] Hemingway, E. (1941). Chinese build air field. In : PM,  June 18, 1941.

[17] 原文：" China can do anything that China wants to do." 是當時的駐華大使Nelson Johnson所說的。本來海明威聽到Johnson說這話時，他並不相信，覺得他太誇張了。

[18]  Gellhorn, M. (1941). Her day. In Collier, 1941, 30th August .

[19] 原文見於Hemingway, E. (c1942， reprinted 1979) （ed.）. “Introduction.” In Men at War: The Best War Stories of All Time. New York: Bramhall House 。

參考資料

Baker, C. (1969).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Barnouin, B. & Yu, C. (2006). 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Gellhorn, M. (1978， reprinted 2011). My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five journals from hells.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Moreire, P. (2007).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his WWII spy mission with Martha Gellhorn. Lincoln, NE.: Potomac Books.

Reynolds, M. (2000).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Tong, H.K. (2005). Chiang Kai-shek's teacher and ambassador : an inside vie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11-1958, General Stillwell and American policy change towards free China. Bloomington, Ind. : AuthorHouse.

Yanagisawa, H.(2010). "International friend" Ernest Hemingway in the classified documents of China's Kuomintang". In The Hemingway Review, Vol 29(2), pp.133-147.

蔣介石日記：1941年4月15日。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