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戰國其中一方向另一方投降後，投降方的將士需要解除武裝，接受受降方的指示，並將會變成戰俘。而公約就表明需要戰勝國保護戰俘的安全和權利。而在八年抗戰以後，日軍投降之後卻繼續開火。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其實是投降日本官兵接受中國國民政府的命令，向試圖進佔受降區的中共軍隊開火。
日本於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8月接受《波茨坦宣言》並無條件向盟軍投降後，滯留在中國大陸的日軍官兵就需要接受中國國民政府的命令。日軍對國民政府的服從，猶如對日本天皇的服從，在南京的戰俘營的日軍主動將武器搬進國軍倉庫內，並主動向來訪的荷蘭軍官敬禮，同時卻沒有任何國軍士兵在場監督，自律性相當高。
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1884-1966）則制定了《對華處理要綱》，全力支持中華民國為東亞第一大國，並希望中國可協助日本戰後的重建以及東亞復興，當中綱要就包括：日本軍民忠心於中國繁榮，以助中日合作；嚴守軍紀，愛護中國人民，確保地方治安；與國民政府合作，拒絕中共進佔；所有軍工業轉行予中方；引進日本專家協助中國開發；汪偽政府所有人員等待國民政府處理。
岡次寧次為了報答蔣介石（1887-1975）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政策，決定以軍事顧問的身份參與在圍剿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稱中共為「共匪」）的戰役內，是為本題的「投降後仍然開火」的意思。岡村寧次曾於徐蚌會戰（中共方面稱之為淮海戰役），並下令對華投降官兵接受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命令，而蔣的命令是日軍在國軍到來前嚴守陣地，不可以令任何「個別勢力」（即中共）有機可乘。為此，投降日軍曾經在廣西省藤縣擊退以人海戰術來犯的共軍，並有2600多名日軍參與山西閻錫山（1883-1960）部隊圍攻中共。
故此，部份日軍為了確保駐地得到國民政府接收，未有解除武裝，如山東省的日軍第一軍及第四十三軍有完全的軍事建制及武裝。為了實行這個政策，國民政府在戰後將日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改名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已投降的日本士兵為「徒手官兵」而不是「戰俘」。名義上，這個機構是為了安排日本僑民回國，但仍保留了日軍五架指揮戰機、戰時通信系統，並在實際上用作指揮日軍保護戰略重地，岡次寧次接受了這個「聯絡部」的長官委任令。
岡村寧次上任後，隨即負責在十個月內將200多萬日僑遣返回日本，並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命令，派員修復津浦鐵路、隴海鐵路等鐵路，方便國軍前來接收。直至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共有14萬日本陸軍駐防在山東、山西、河北的鐵路，另有4萬日軍及3萬日本平民被徵為交通及技術人員，負責交通運輸事務。而被徵召的「徒手官兵」納入了中國政府軍的體制，待遇比起作為一名戰俘實在好得太多，士兵每月可領25兩白米及200元，士官400元、尉官2000元、校官4000元、將官8000元。
這些留在中國協助中央政府圍剿中共的投降日本官兵，對於中國政府接收淪陷區域發揮了重大作用，可見蔣介石推行「以德報怨」政策的背後動機，除了是個人對日本的情感以外，還包括了在現實上的政治考慮和利用。日後，這些日本將官將組成軍事顧問團，協助撤退到台灣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設計「反攻大陸」的計劃。
參考資料：
- 吉田裕著、周保雄譯：《亞洲、太平洋戰爭》（香港：中和出版，2018年）。
- 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秘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6年）。
- 國史館編：《蔣介石先生年譜長編》（台北：國史館，2014-2015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