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源遠流長，兩國作為鄰居都充滿了不少歷史上的恩怨情仇。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們學習歷史的原因非在於記恩而忘仇，而非要記仇而忘恩，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從歷史上學習到教訓，銘記過去之時，同時發展未來美好的「明朝」。
隋唐中國作為全亞洲最強大的帝國，日本在推古天皇時期（554-628）已經派出「遣隋使」來華學習中國的典章制度和儒家文化。在唐高祖李淵擊敗隋朝以後，日本就派出「遣唐使」，當中最著名的就是仿傚大唐首都長安，在日本以同樣規劃興建京都。在朝貢秩序下，日本也曾經向中國稱臣，成為中國的藩屬國，日本國王（亦即天皇，後來誤以幕府征夷大將軍為國王）是需要接受中國皇帝冊封才算是「名正言順」。這一宗藩關係，在朱元璋（1328-1398）成立明朝以後也不例外，雖然此時的日本不太願意，起碼明太祖是延續兩國的宗藩關係的。
明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皇明從信錄》有載：
「遺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擁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意思即指大明已驅逐了蒙古韃子，大明成為了「中國」、中華之主後，即通知周邊的舊藩屬國奉明為正統中華。於洪武二年（1369），又有針對日本國之敕書：
「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入而據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國之舊家，恥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主中國，惟四夷未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
在此敕書上看到太祖朱元璋洪武一朝，示自己為「中國」，一來希望日本可以向大明稱臣，將其納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秩序，亦即我們所稱的「朝貢體制」；二來，亦希望日本可以解決倭寇屢犯邊境、殺人之事，此種政策方針為歷代明朝皇帝所繼承。明太祖表明，如果日本不去主動解決倭寇問題，而又再「屢犯中國」的話，即會派兵出征日本國。雖然太祖著眼於解決倭寇問題，但很明顯他希望將日本納入中華秩序作為手法，令日本臣服以外亦可解決倭寇。
而日本在中國元季、明初時正處於鐮倉幕府時期（1192-1333）以及室町時代（1336-1573），由武家源氏、武士階級主持朝政，令其對外政策變得相當強硬。而太祖所說之倭寇問題乃係源自南北朝之內戰期間，大量因戰亂失去主公、非御家之武士失去職業，成為浪人。再加上因為很多商人沒有得到明朝政府勘合制度之幫助，故兩者混為一體，成為了武裝的商人集團，並湧向中國大陸沿海，從事走私貿易。後來的「倭寇」大多為福建之漁民與農民，原因在於明洪武年間實行海禁，很多人無以維生故加入倭寇以得謀生，或為倭寇作嚮導，為禍中國沿海地區。
而明太祖曾經三次派使訪問日本，商談解決倭寇問題及建立宗藩關係的事宜。此處待續，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參考資料：
- 田中健夫：《中世対外関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年）。
- 陳沛滔：〈洪武朝之中日交通與中華意識的關係——以遣使為中心探討〉，載於香港史學後進倡議編：《史學新秀年獎2019論文集：香港本科生史學論壇》（香港：香港史學後進倡議，2022年），頁22-32。
- 陳建：《皇明從信錄》，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一冊，第四卷。
- 載尾形勇編、陳柏傑譯：《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新北：台灣商務，2017 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本科於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