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攻伐蒙古時之中華意識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起事時就根據了中原人民仇視蒙古人之心態，高舉反元口號，認為蒙古人出身漠北此等化外之地，屬於先天性無廉恥的民族，而漢族文化需要在中國土地上建立起真正代表中華文化的政權，極具文化種族主義色彩。朱元璋曾發出檄文痛批蒙古政權，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等其體之。
而朱元璋則以傳統華夷觀「華尊夷卑」之概念重建整個以漢人為中心的中華觀念。而明太祖以承天命之名繼元得國，取代了元順帝妥懽貼睦爾（1320-1370）成為天下之新主人。在上引文看到太祖對於元朝統治下無「中國」綱常的批評，蒙古人不再主「中國」，而明朝的建立則是漢人朱家主「中國」，成為「天下」共主，蒙古則是「胡戎」，是為自己之政權正當性提供基礎。「元幼主死，太祖命作文以祭，多不稱旨。海虞錢甦草一通以獻，中有雲『爾失天下，乃夷狄之所本無；我得天下，乃中華之所固有。』太祖大喜。」則說明了朱元璋視蒙古從來沒有「天下」，只是實際上控制「中國」，卻沒有任何道統。在稱呼北元之蒙古王子時稱其為「故元幼主」，不許蒙古人在對明朝關係時以「國」自居，強調以明為「國」，他者則為夷狄，體現太祖對華夷觀之理解。而太祖在即位之後，又大力移風改俗，務求禁止不合漢族「中華」禮節的胡風服飾在民間繼續流傳，即又體現了所謂「中華」與漢族劃上等號，而此則乃係文化主義作本位思考中華意思之彰顯。
日本故京都大學教授宮崎市定（1901-1995）認為朱元璋欲使他所建立之明朝返回宋代之格局，不想有胡族滲入「中國」之內，認為明朝的建立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國家的特徵，即單民族國家，而太祖心中的「中國」是漢族的「中國」，而中國作為天朝上國，物產豐盛，而四方諸蠻族則因其貧困則應向中國納貢，而中國則應發揮大國、宗主國應有之道義，向其藩屬國家送出物資，以示大國氣度。
而明代亦繼承了中華意識的現實體現，即朝貢體系。太祖繼承了「中國」的意識，建立朝貢貿易體制，要求外國接受中國朝廷的冊封後方可來華作買賣，進行勘合交易。而最初的港口設於廣州、泉州、寧波三個地方，亦配合海禁令進行，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也只有通過進貢的形式。太祖之所以實行海禁是為了杜絕民間的走私貿易，以令官方獨佔朝貢貿易，目的不是單純為了商業利益、消滅倭亂，而是在政治意義上嚴格維持宗主國與進貢國的上下關係，朝貢關係的前提是朝貢國接受「中國」的當地國王的認可，臣服於明朝之下，而明朝的回禮往往是出超，回賜的禮物是貢品的幾倍，乃在明朝於強調的是朝貢關係的政治禮儀，建立「禮的秩序」，故此朝貢制度、貿易、海禁是三位一體，體現出中華意識的政治意義。
參考資料：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辛丑朔，卷119，總頁1935-1936。
- 朱元璋：〈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吳元年（1367）十月二十三日，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二十六，總頁401-404。
- 許振興：〈朱元璋的天命選授思想〉，載《學術月刊》，1986年8期（總期第207期，1986年8月），頁69-71、79。
- 許振興：〈宋明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皇明祖訓》的啟示〉，載陳遠止、梁紹傑、潘漢光編：《明清史集刊》（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15年），第十一期，頁1-18。
- 陳尚勝：〈試論儒家文明中的涉外觀念〉，載氏著：《儒家文明與中國傳統對外關係》（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20。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主修中國歷史及文化。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