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 日期：1839年6月22日
- 地點：廣東虎門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有資料這樣描述：「『1839年6月3日。林則徐在虎門公開銷煙……很多外商、領事、傳教士、外國記者，也都專程前來參觀……等銷煙結束，這些人全都心悅誠服，向林則徐脫帽致敬。』《鴉片戰爭風雲記》中的描述更有現場感：『（外國人）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則徐面前，摘下帽子，躬身彎腰，表示敬畏……』②相同或相近的記述在網路、課本及各類歷史書籍中頻現。林則徐因為翻譯了一些報刊，在『現今幾乎所有的中國新聞史著作中，都被列為中國人自辦報刊歷史的開端』。既然銷煙過程中有『記者』公開參與，接待者林則徐又是中國報刊第一人，懂得報刊之道，那麼，這會不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新聞採訪？或者，至少是外國記者第一次採訪清朝官員？
訪問背景
在禁煙開始以前，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分為兩派，大部分支持鴉片貿易，但也有少數例外。美國奧立芬洋行（Olyphant & Co.，又譯同孚洋行）就宣稱不販賣鴉片，其老闆大衛·奧立芬（David Olyphant）是虔誠的基督徒，曾在報紙上公開譴責鴉片貿易。1830年，該洋行的股東、美商查理斯·金(Charles King)聯合剛來到廣州不久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等建立了『在華基督徒協會』。在協會的呼籲下，奧立芬慷慨解囊，資助裨治文創辦《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則積極撰文，為傳教鼓與吹，同時也譴責鴉片貿易。
……
1839年5月，道光帝下詔命令林則徐『於收繳完成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核查，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聞共見，鹹知震懾』。林則貼出虎門銷煙告示，將諭旨載於其中。不難看出，諭旨透露出的資訊是銷煙應該由官員『公同核查』，但沒有明確要求林則徐全面開放銷煙場所供沿海居民和『夷人』自由觀看。裨治文當時的漢語水準已經相當高，準確地理解和翻譯了禁煙告示並在《中國叢報》上刊出。
銷煙開始後，鴉片貿易的吹鼓手，《廣州記錄報》（Canton Register）編輯斯萊德(John Slade)向浩官（即伍秉鑒）提出，要使人相信林則徐真的銷毀了鴉片，就得讓受尊敬的外國人前去觀看，意思就是讓浩官給他發通行證。浩官答稱自己只管貿易管不了政府事務。於是，斯萊德發文稱有人沒有預約就前往銷煙現場，還獲得了熱情接待，自己卻被『拒絕』。斯萊德這是在影射銷煙『有鬼』，但浩官本來就只有處理外貿活動的權力，且在那時已被革去頂戴，所以所謂『向浩官申請遭拒』，實際上應該是他明知自己不受歡迎，不敢前往觀看的托詞。
斯萊德所說的沒有預約就前往觀看的人，就是美商金及其夫人、傳教士裨治文、奧立芬洋行商船莫里森號（the Morrison）船長。這四個美國人，即很多書籍、文章上所說的觀看銷煙的『很多外商、領事、傳教士、外國記者』。而且，在這四個人中，真正與林則徐會晤的，只有金和裨治文。
像裨治文這樣的早期來華傳教士都頗具冒險精神，但美商金也非膽小之輩。在1837年，他曾指揮莫里森號前往日本，以船上帶有日本失事船隻的船員為藉口試圖登陸，但遭到日本人炮轟，未能靠岸。
1839年6月15日，在其他外國人不敢貿然前往的情況下，金與裨治文搭乘莫里森號從澳門出發前往虎門觀看銷煙。訪問結束後，裨治文在《中國叢報》發表了著名的《鎮口銷煙記》，該文清楚地陳述了金此訪的目的：一是觀看銷煙；二是詢問在當前的情形下，什麼樣的商船可以進入虎門。也就是說，與幾個月前給林寫信時一樣，金此訪的目的是讓林保護他公司的貿易。裨治文此行是受金之邀，而金之所以邀請他，可能一是因為他精通漢語，能夠充當翻譯；二是因為他受金所在的奧立芬洋行的資助，因而不便拒絕。可以說，裨治文訪問的主要目的是給金提供説明，而為《中國叢報》採集新聞，至多只能算是次要目的。
根據裨治文的記述，在他們觀看銷煙的6月17日，現場並沒有向公眾全面開放，需要有通行證才能進入，但他們並未事先提出觀看申請，6月16日抵達穿鼻之後才將申請交於當地守將，而守將則抱怨稱他們應該事先在澳門提出申請，不過還是稟報了上級。裨治文還稱，獲得林這等高官的接見乃意料之外。不過，金和裨治文絕不是蠻勇之徒。前文已經提到，金在幾個月前已經向林『自表清白』，並獲得了林的回應。林則徐抵達廣州後就開始安排譯員翻譯外報，其中就有裨治文所辦的《中國叢報》。裨治文在報導中提到，在會見現場，林的譯員有四人，水準最高的是一個在中國受教育的年輕人，但他沒有向讀者表明，這個年輕人其實就是他一手培養的學生梁進德（即梁發的兒子）。這也就是說，金和裨治文絕不是在打一場沒有準備的仗，他們清楚地知道，林對他們有所瞭解，知道他們對於鴉片貿易的態度，所以獲得接見當屬意料之中。
林則徐沒有像當代的官員會見記者一樣對待這幾個來訪的美國人。裨治文等人在海上等待了一夜之後被允許登陸虎門鎮口，接待的官員問他們是否願意向林則徐行叩頭之禮，被他們拒絕之後，林同意『以夷禮摘帽見』。在參觀完銷煙池之後，金夫人和船長被安排在一個哨所裡喝茶，金和裨治文則被人帶去見林。在會見現場，林居中端坐，金和裨治文行完脫帽、鞠躬之禮後，站在林的面前與他交流，但林沒有直接與他們對話，而是通過比他級別低的官員傳話。會見長達兩個多小時，但根據裨治文的記述，他所辦的報紙並沒有成為話題。會晤的主題是貿易和禁煙問題。林向金詢問英國商人的動向以及應該如何與英國女王交涉，以便讓她壓制鴉片貿易；金則請求讓他商行的船隻進入港口，像從前一樣做生意，林表示同意，同時還對鴉片貿易問題做了書面回復，上書『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意思是讓金拿回去給販賣鴉片的外商看，以儆效尤。在訪問結束後，林向金和裨治文贈送了大批禮物，並派官員護送他們至莫里森號。
可以說，林決定折節接見這個『美國平民訪問團』，且以『夷禮』相待，主要是因為這些『夷人』可能對禁煙有幫助，有助於實現他的目標。另一位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則沒有裨治文這麼幸運。林則徐奉旨南下之時，伯駕已經在廣州行醫多年。在林抵達廣州之後，他向林修書一封表示願意充當中英調停人，還給林送去了治療疝氣的藥，並提出了拜見請求，但林可能覺得他只是個醫生，無甚用處，所以並未答應。
同年9月，裨治文受林之邀再次前往鎮口，在那裡，他見到了林的代表魏源。雖然他在會晤之後寫了報導，但只簡要描述了會見過程，並未透露談話內容。他寫道，鑒於中英當局關係緊張，此次會見是秘密的。
結 語
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在1859年，『美國新聞界還不太熟悉採訪這件事，甚至還沒有給它命名』。這也就是說，雖然裨治文辦有報刊，但在1839年訪問林則徐之時，他恐怕還不知道新聞採訪為何物。對於他而言，報紙，主要是傳教和為其母國利益服務的工具。林則徐雖然組織翻譯了很多西方報刊，但他的新聞觀念並不超前，或者說，『譯報出於現實‘制夷’之需要, 其意義在於‘睜眼看世界’，而不在於報刊思想』，⒆因而他也不大可能懂得接受報人訪問的意義和作用。對於他而言，公開，也許只需要貼出一張告示。
總之，裨治文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他訪問林則徐的主要目的不是採訪新聞，林則徐也不是因為希望虎門銷煙場景、自己的話語被載於報端才與裨治文會晤。這次訪問，與很多其他傳教士拜訪清廷官員的活動一樣，與其說是當代人熟悉的新聞採訪，不如說是商貿、外交活動。不過，傳教士通過這樣的訪問活動，報導了中國官員乃至皇帝的行為、話語以及中國政治的各種內幕，而這些報導被新創立的中文報刊譯載傳播，使廟堂要人變得可感可觸，使國是朝章成為可言說的『故事』，淡化了『卡裡斯馬』型政治的神秘、神聖色彩。或者說，若裨治文沒有訪問林則徐，我們就失去了一份關於虎門銷煙的珍貴記錄。」
（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知史討論中的資料來源：《青年記者》《裨治文訪林則徐考》，作者：鄭一卉，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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