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宋端宗趙昰及其弟趙昺（即後來的宋帝昺），也曾經來到香港，以避開元軍的追擊。由於有關史料之間仍存在不少有待詮釋的空間，宋帝在港的足跡引起了學者的討論，成為學者的關注點之一。本文將以饒宗頤教授的考證為基礎，探討與宋帝南來相關的歷史議題。
學界一直對宋帝經過地點的所在位置存在爭議。饒公的《九龍與宋季史料》是他在這研究議題的代表作。有關宋帝一行人在香港的行蹤，饒公提出宋帝在港的路線大致是從東向西，曾經來過九龍的官富場、古墐和淺灣三個地點。饒公認為官富場就是九龍城、學者所講的古塔實際上是古墐，即現今馬頭圍一帶、而淺灣就是荃灣。
官富場位置（圖片來源：香港地方志中心）
學者有關宋帝行蹤的看法異中有同。學者簡又文則認為，宋帝一行人來到官富場後，有可能為了躲避颱風而繞道古塔，即簡氏所考證的南佛堂門、東龍島北面一帶，其後才去到淺灣。不過，就以淺灣的位置為例，饒公和簡又文都認為淺灣就是荃灣。兩人同樣指出淺灣是官富司的客籍村莊之一，並採信南宋末年的一個傳說，那就是在南宋末年，元將劉深攻打淺灣的時候，城門村村民曾經築石城抵抗元兵。簡又文亦指出淺灣是指淺水的海灣，是屬於九龍新界的荃灣區。
對於習史者來說，筆者認為有關宋帝南來的學術討論其實並非只涉及史實考證的議題，還涉及到史料運用原則的討論。不論研習甚麼歷史議題，歷史學者同樣注重歷史記載的真確性。饒公認為學者應以宋元的一手史料作為考證的根據。儘管不少學者以南宋陳仲微所編寫的《二王本末》作為例證，但是饒公指出這本記載有不少經過後人改寫和抄襲文天祥的《集杜詩》的痕跡，並非真確的一手史料。同時，饒公亦指出厓山志是由明朝人編撰，也並不屬於一手史料。因此，饒公認為南宋鄧光薦的《填海錄》是重要的史料，因為《填海錄》是根據陸秀夫日記寫成。而且，元代黃溍的《陸丞相傳後序》（又稱為《番禺客語》）等記載也有助學者考證宋帝在香港的足跡。
饒公在《九龍與宋季史料》的引言提到，一般研究宋帝行的學者「除宋史外，多取資百粵方志及族譜，惟此種書籍，類出於鈔撮，不可盡信，率爾援用，易蹈錯誤。」饒公所言確立有其道理。不過，習史者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方志和族譜資料的意義。由於這些方志和族譜都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基礎記載宋帝在港的足跡，這些記載是能為習史者呈現哪種社會文化面貌？而方志和族譜的著者又基於甚麼理據書寫和傳承宋帝南來的「故事」？這些都是值得習史者思考的相關議題。
張瑋宗
國史青年組組長、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生（中國歷史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