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建制，當基督教進入早期新界的地方社會時，難免會與固有的地方建制產生衝突。這些衝突大多源自雙方在處理地方事務，尤其與宗教祭祀相關的活動。基於神學上的理由，教會通常把會內事務視為「聖」，反之，一般世俗事務則會被目為「俗」。這種對世務的聖俗分冶，致教會對地方事務的參與多不熱衷，而這種取態卻往往被地方社會視為對公共責任的逃避，更是對地方社會身份的抽離，形成地方社會上民教衝突的主要原因。
1918至1919年期間，位於荃灣的新界傳道會全完堂因抗拒繳納用於天后廟的公秤佣金，以致遭受當地鄉紳抵制，禁止教友子弟及貨物，乘搭前往港島的渡輪，即所謂「全安渡船事件」。查新界傳道會全完堂創立於1905年，會址在今海壩街附近。至1914年冬，得香港愉寧堂及道濟會堂之助，街市街新堂落成，改名「全完堂」，成為當時荃灣區新興的教會群體，頗受當地民眾歡迎。
1918年，這個在社區發展正盛的教會團體終於與地方社會傳統勢力發生牴牾。事緣當年位處廟崗（今綠楊新村）的天后廟籌募修葺經費，便利用天后廟設在街市的公秤，協助鄉民量秤菠蘿、豬肉等貨物重量，並收取佣金集資，以供維修天后廟及地方公益之用。此事其後被「好行公義，嫉惡如仇」，有「盲眼雷公」稱號的教會值理葉錦銓（1872-1945）知悉，認為此舉無異是將教會資財，用以供奉異教神祇，嚴重違反教義，遂大加反對，並另設公秤，專為教友提供量秤服務，而所收佣金，則用作慈善公益，如開辦中藥店，贈醫施藥，普濟坊眾。
但這種做法卻得罪了當地以荃安局為首的鄉紳，認為這是基督教公然與地方勢力對抗，遂召集會議，群起抵制。首先，是禁止教友子弟乘坐俗稱「火船仔」的兩艘街渡，來往香港島上學；又禁止教友的貨物，裝運上船，為教友的生活帶來極大不便。其後，鄉紳再將抵制行動升級。當時荃灣有兩間商店為全完堂教友開設，店號分別為「祥安」及「義隆」。為迫使教會就範，鄉紳更唆使鄉民不要與「進教佬」交易，企圖通過貿易封鎖及挑動社會杯葛行動，讓教會蒙受與地方社會不合作的教訓。
矛盾衝突的升溫令雙方關係更形緊張。基於堂會本身資源的匱乏，唯有延引外部勢力介入調處。首先，他們派出代表走商於母會──道濟會堂，尋求協助。當張祝齡牧師（1877-1961）獲悉情由後，便向道濟會堂教友作出捐獻呼籲，計劃自裝新帆渡，以解燃眉之急。呼籲發出後，獲得教友積極回應，其中道濟會堂女執事、容星橋（容閎族弟，1865-1933）夫人關月英（又名八姑，1870-1962）設股四百元，籌集資金。由於容氏夫婦一向熱心捐助教會事工，加上其他會友熱烈的回應，股銀很快籌足，讓全完堂能自裝新帆渡，取名「全安渡」。由全完堂早期教友何道生、何道基擔任司理，楊嬌任舵手，被稱為「進教佬渡船」，自渡渡人，以解決客貨兩運的難題。綜觀事件，我們或可有以下兩方面的觀察：
第一，事件給予全完堂以極大的壓力。由1917年至1919年事件得以解決的三年期間，完全堂曾四易堂主任。包括廖祖勝（1917）、練日青（1918）、張廷訪（1918）、曾昭復（1919），其中事件發生的1918年，便是兩易人選；
第二，從鄉紳沒有進一步的抵制行動，可見雙方關係至少沒有進一步惡化。在事件之後，全完堂核心成員葉維銓及楊福麟成立了荃灣公立學校，由於學校需要擴充校舍，遂改建天后廟兩旁的側室作為課室，荃灣鄉紳並沒有反對。加上，葉錦銓侄兒、全完堂資深會友葉德範，活躍於地方經濟。他於1939年聯同地方紳商籌建荃灣商會，成為創會理事長，並連任十二屆理事長之職。由此可見，教會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似趨緩和。
至於事件的解決，其實與外力介入有關。根據葉錦銓的嗣子葉恩礎的憶述，當時楊屋村鄉紳楊國瑞曾介入處理雙方的糾紛。楊國瑞曾任荃灣天后古廟協理值事，曾參加光緒三十年（1904）的科舉考試，取得「邑庠生」（俗稱「秀才」）功名，在荃灣地區可謂頗著時望。他一向對基督教存有好感，不欲教會與地方鄉紳發生衝突，破壞地方社會和諧，遂介入調停，約定雙方在「全安局」舉行會議，共商解決辦法。全完堂派出以葉錦銓為首的教會領袖出席會議，至於鄉紳代表方面，則未見記載，事件最終於1919年獲得解決。
此外，在商談過程中，其實是存在第三方的，那就是南約理民府。根據新界傳道會1919年的工作報告，新界傳道會可能曾經向殖民地政府求助，因此，區域裁判官（District Magistrate）遂加入處理事件。考英治新界初期，將新界分為南、北兩約，荃灣屬於新界南約，受南約理民官管治。一般而言，理民府兼管裁判官職務，故可推論，參與商議的政府官員很可能是當時南約助理理民官咸美頓（Eric W. Hamilton）。由於政府官員的介入，事件最終得以平息，而教會與地方社會的緊張關係亦得以緩解。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副會長 葉深銘
（本文曾於2016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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