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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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21日的香港

1936年5月21日的香港

1936年,中國一些左翼文化人,受到蘇聯作家高爾基倡議編輯《世界一日》的啟發,於是由茅盾做主編,出版報告文學集《中國的一日》,目的是為了向讀者介紹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全國的黑暗與光明面。徵稿啟事呼籲「一切作家、非作家,在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留意他所經歷、所見的職業範圍或非職業範圍內的一切大小事故,寫下他的印象。」隨後來稿在三千篇以上,編委會從中選出四百多篇結集成書。全書以地區分為十餘編,其中一編為「僑蹤」,當中大部分文章來自香港。

此編有題為「烽火」的木刻插圖,是5月21日香港即景。據作者陳烟橋所說,圖的左上方為英軍兵營之一角,荷槍的兵士看守甚嚴,營內時常起着烽火,大有敵國即將來侵之慮;右下方則是中國勞苦大眾,在橋頂的管工監視下,忙著挑東西。這幅插圖多少反映了當時香港人所關心的兩個議題。

繁榮的背後

三十年代初,世界經濟恐慌席捲全球,香港也不能幸免。香港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應變措施,如推行幣制改革、加強都市建設等。隨後部分香港產品獲得英聯邦特惠稅待遇,而一些中國內地人士有感日本大有侵華之野心,帶著資本來到香港,都對工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到了1935年尾,經濟看來有了起色。1936年三月,有航機從檳城飛抵啟德機場,香港從此進入民航時代。年初,循道會灣仔堂開幕,是華南地區最宏偉的禮拜堂。無疑,更為經典的是先一年落成的匯豐銀行大厦,是當時最先進的建築物。

可是,有作者歎息人們只「見到了高聳入雲的大建築,卻見不到流在它們上面的勞動者底血汗。」在投稿人的筆下,有城門水塘的建築工人,因炸石而致殘廢,沒有任何賠償,迫於行乞維生。在彌敦道上,十多個六七歲穿著襤褸的小童,團團圍著途人求乞。有十五歲的少女,因家裹窮困,不但不能上學,還要在理髮店做雜工,從黎明忙到深夜。就算小商戶仍然感受到為不景氣所吞噬,有賣綢小商割價推銷,大喊「賣得笑,一元十四碼」,顧客依然寥寥可數。當天的報章有「鹹魚業一落千丈」的一則新聞,這是受了日本魚傾銷的結果。

就在民眾「像蛆蟲一樣的旋轉勞動」時,殖民統治者、資本家們以及那些打「皇家工」而可以食「長糧」的「次高等華人」,還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們興致勃勃籌劃的是如何慶祝英皇愛德華的加冕大典,漠視的是民眾生活貧困艱窘的現實狀况。1936年的5月21日,香港的確沒有什麽事值得記載,不能不這樣平凡了。因為,「殖民地的生活是少變化的,天天都是一樣:過度的工作、疲勞、飢餓、虐待、死亡和自殺。」當然,文集的主編還是不忘鼓勵在逆境中的民眾。一個遭受無理解僱的報館電訊編輯,終於下定决心多讀點書,再次拿起筆寫給世界去。

戰爭的陰影

有份投稿的著名報人鄒韜奮在動筆時,曾經躊躇香港是否可算中國,但它畢竟是由「這樣道地十足的中國人所建造的中國的環境。」正是血脈相連,香港的海運、碼頭、紡織等工人,以及學生、文員等各界人士,面對日本向中國步步進逼,紛紛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不少人認為,日本的軍事與經濟侵略,正是斵害中國之生存與發展的禍根。1936年底,香港各界救國聯合會終於正式成立。

雖然,直到1941年12月,日軍才攻佔香港,當時英國軍方以至香港居民已感到山雨欲來:「戰爭臨頭的信號已瀰漫了全世界,太平洋中的香港與九龍已整個地被籠罩在戰爭的恐怖網中了。」英方積極強化駐港陸海空軍實力,首先在新界錦田建築軍用機場,再建造新的士兵營房,又擴充了防空壕及糧食倉庫等戰備設施。有作者報告說,每天天空中的飛機軋軋地響著,海面上的戰艦橫七豎八地停泊著,透出一片緊張的氛圍。「防空計劃」備受質疑,因為政府只指定了匯豐銀行、半島大酒店、青年會等七所大厦,作為安全屋宇,充其量也不過容納三數萬人。大家期盼不要成為戰神的犧牲品。

無可否認,編輯們的政治立場,難免使文集有一定之思想傾向。縱使「看到的不過是一天的香港的一碎片,碎片雖不能說是全體,但碎片確確反映了全體無疑。」只要翻閱《中國的一日》,在普通的一天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能感動七十多年後的我們。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秘書           鄺明威

(本文曾於2011年10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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