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三國志》成書於1700多年前的西晉，是記載東漢末年至晉初的一部斷代正史。《三國志》面世後有很好的評價，當時的人就稱讚陳氏善於敘事，具優良史家的才幹。陳壽死後130多年，東晉人裴松之奉詔為《三國志》作注，他批評陳壽《三國志》內容過於簡略，因此搜集材料補該書的缺漏，南朝宋文帝閱畢裴氏的《三國志注》後，讚嘆該書為不朽之作。由於原著與補注有著微妙的依存與對立關係，在開展新史體例與保存舊籍的意義上亦享有同樣重要的學術價值，所以自宋代以後，兩部著作已合刻刊行，並在很長的時間裡成為史學家爭相研究的對象，直至今天。
在《三國演義》情節先入為主的影響下，不少人誤以為五虎將確曾出現於正史上。
出奇的是歷代學者對陳壽《三國志》與裴松之《三國志注》的研究和論述卻一直停留在以下三個範疇，即：
- 魏蜀吳三國正統歸屬的研析、以及就此展開對陳壽史筆的論辯，
- 評價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三國志注》史學價值的優劣及
- 對《三國志》及《三國志注》分別進行的校注與補缺。
儘管題材迥異，千百年來這些著作卻有着兩個非常明顯的特徵：第一、同一題目的研究與著述都缺乏對前人論點的歸納及總結，重複勞動的結果是著作產量雖然驚人，但無法開展新研究方向，一批批不同年代出現的著述都研究著極之雷同的項目，例如：針對《三國志》與《三國志注》字數多寡的研究與《三國志》及《三國志注》引書數目的統計。第二、學者在展開論述的過程中，對非主流史籍的利用很片面，尤其輕視補注與續寫的價值及成果，對近代《三國志》注補研究熱潮的出現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結果是不少既定說法與觀念支配了輿論與學界，幾部講《三國志》和《三國志注》的主流著作成為了定論，學人競相引用的結果是再沒有人去懷疑這些主流論述的正確性。
《三國志》研究的非主流論著
所謂非主流是針對主流而言，就《三國志》史學價值而言，學者最愛引用的就是清人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有關批評裴松之注釋太過繁雜的看法。其次，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及易培基的《三國志補注》被經常引用，至今仍被視為是有關學術領域的權威。所以，一眾出現於宋、元、明、清四代的《續後漢書》與《季漢書》及清代大量出現的注補《三國志》之作，就只能被視作為史學發展的一個附庸、極其量被梁啟超在內的學者總結成為清代考據成果的一個範疇。事實上，近代注補《三國志》的著作是多樣而創新的，他們分別以校對、訓詁與補史等方法訂正並創新發明了很多前人未及發現的史事源流，切實地進行了歷時近三百年的三國志研究，可惜至今未有後學作出過全面的總結與利用。
突破現時《三國志》研究的樽頸 ─ 回歸史事增補與總結
現時學界普遍認為近人盧弼的《三國志集解》與及清人梁章鉅的《三國志旁證》是總結清學者研究《三國志》的大成。如果我們在這個基礎上能擴展研究範疇，檢視眾多被遺忘的注補及續作，相信必然對開拓《三國志》研究有極其正面的價值；事實上，《三國志》研究作為一個跨世代的研究項目，亟待有人總結前人學術成果，從而疏理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停留在近年對歷史人物的主觀評論無助對三國歷史進一步的掌握。
馮傳宗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本文曾於2008年10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