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與歷史

電影與歷史

 

影像與歷史的關係

法國年鑑學派史家馬克‧費侯(Marc Ferro)認為影像已經進入被懷疑的時代,到處充斥着影像,尤其是電視的影像更是無孔不入,就算影像還未能完全控制人們的思想,至少它也已經主宰一般人的道德觀與言論,電影院裏的大銀幕有它,而家中的小螢幕上也有它,它以真實的言論自許,因為「影像絶不會說謊」。香港本身的影視媒體非常發達,而電影發展也有一百年之久,因此無論是否贊同馬克‧費侯對影像的批評,都不能否認影像在香港的影響力,而且影像確實有取代文字的領導地位之勢。

過往有很多影像的調查報告都以當事人的記憶與口述作為歷史見證,有的以紀錄片形式出現,有的以新聞片形式出現,用馬克‧費侯的說話,電影因此算是盡力撰寫一部非官方的另類歷史,他更認為書面文字只是官僚的片面之詞。

影視史學的出現

電影與歷史在現時已經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1988年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首創「Historiophoty」一字,他所說的定義即是:「以視覺的影像和影片的論述,傳達歷史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台灣學者周樑楷將之翻譯為「影視史學」。周樑楷認為許多文體如:史詩、歷史劇、歷史小說等,雖然也在描述過去人們活動的事蹟,但是,它們被視為文學,不可以和專業的「歷史」混為一談。可見,在專業史家的眼光裏,專業的「歷史文本」只能有一種,至於其他都是「另類」。他自己則認為「歷史」除了指「過去的事實」本身之外,還指「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和傳達的成果」。假使這個定義能被接受的話,那麼其中所謂「傳達的成果」便是「歷史文本」,它可以是書寫的、口語的,當然也可以是圖像的或影視史學的。

分析歷史電影的方法

馬克‧費侯曾提出幾種歷史電影的分析方法,最常見的是以實證主義評論形式,檢查電影中所重塑的歷史是否正確,如檢驗1914年的士兵是否帶錯鋼盔,因為那是1916年以後的裝備。另外又可以進行思想判斷法,從而判斷電影所帶出的歷史觀點。但這可能是導演想與觀眾分享他的立場,未必對歷史分析有幫助。但如果導演不甘於只複製某個歷史事件,而希望透過「重造」事件經過進而帶出自己的觀點,並藉此影響歷史,那影片的歷史貢獻便更上一層樓。為建國六十年而拍的《建國大業》(2009)就是屬於這一類電影。

本土及中港台有關的歷史課題

除了以上的例子外,香港的電影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歷史課題。如果想研究香港社會基層民眾生活及住屋的發展史,可以從《樓下閂水喉》(1954)、《危樓春曉》(1955)、《七十二家房客》(1973)、《籠民》(1992)到《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等不同年代的經典入手,以電影中的人物所身處的環境作為研究對象。近年有幾部有名的電影如《霍元甲》(2006)、《葉問》(2008)、《海角七號》(2008)和《南京!南京!》(2009)等都以中日戰爭作為電影的主題或相關時代背景,從觀眾反應及票房收入來看,中港台三地民眾對二次大戰以來中日戰爭這段歷史的看法,有着不同程度的差距,而這種差距跟三地民眾的不同的戰後記憶及歷史發展有莫大關係,因此研究有關二次大戰以來的中日關係,以至中港台日的關係可以將這些電影作為研究材料之一。

研究態度與空間

美國的史家羅森史東(Robert A. Rosenstone)曾強調:「我們不可能單獨只憑『書寫歷史』的標準來評論「影視歷史」,因為每一種媒體都必然有各的虛構成份。」因此作為歷史研究者應該學習如何駕馭電影作為歷史研究的材料,而不應將這麼重要的資料排斥於歷史研究之外。除了電影之外,香港電台所拍攝的電視劇《獅子山下》和紀錄片《鏗鏘集》等都是值得香港歷史研究者研究的材料。台灣自1987年解嚴以來,已經有學者開始研究有關探討日治時期及白色恐怖統治的紀錄片,並有為數不少的學術論著出版。香港電影發展已有一百年,又曾經被稱為「東方荷李活」,本土所能提供給研究者的材料肯定非常豐富,有代學者們發掘。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陳仲佳

(本文曾於2010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