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與歷史的關係
法國年鑑學派史家馬克‧費侯（Marc Ferro）認為影像已經進入被懷疑的時代，到處充斥着影像，尤其是電視的影像更是無孔不入，就算影像還未能完全控制人們的思想，至少它也已經主宰一般人的道德觀與言論，電影院裏的大銀幕有它，而家中的小螢幕上也有它，它以真實的言論自許，因為「影像絶不會說謊」。香港本身的影視媒體非常發達，而電影發展也有一百年之久，因此無論是否贊同馬克‧費侯對影像的批評，都不能否認影像在香港的影響力，而且影像確實有取代文字的領導地位之勢。
過往有很多影像的調查報告都以當事人的記憶與口述作為歷史見證，有的以紀錄片形式出現，有的以新聞片形式出現，用馬克‧費侯的說話，電影因此算是盡力撰寫一部非官方的另類歷史，他更認為書面文字只是官僚的片面之詞。
影視史學的出現
電影與歷史在現時已經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1988年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首創「Historiophoty」一字，他所說的定義即是：「以視覺的影像和影片的論述，傳達歷史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台灣學者周樑楷將之翻譯為「影視史學」。周樑楷認為許多文體如：史詩、歷史劇、歷史小說等，雖然也在描述過去人們活動的事蹟，但是，它們被視為文學，不可以和專業的「歷史」混為一談。可見，在專業史家的眼光裏，專業的「歷史文本」只能有一種，至於其他都是「另類」。他自己則認為「歷史」除了指「過去的事實」本身之外，還指「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和傳達的成果」。假使這個定義能被接受的話，那麼其中所謂「傳達的成果」便是「歷史文本」，它可以是書寫的、口語的，當然也可以是圖像的或影視史學的。
分析歷史電影的方法
馬克‧費侯曾提出幾種歷史電影的分析方法，最常見的是以實證主義評論形式，檢查電影中所重塑的歷史是否正確，如檢驗1914年的士兵是否帶錯鋼盔，因為那是1916年以後的裝備。另外又可以進行思想判斷法，從而判斷電影所帶出的歷史觀點。但這可能是導演想與觀眾分享他的立場，未必對歷史分析有幫助。但如果導演不甘於只複製某個歷史事件，而希望透過「重造」事件經過進而帶出自己的觀點，並藉此影響歷史，那影片的歷史貢獻便更上一層樓。為建國六十年而拍的《建國大業》（2009）就是屬於這一類電影。
本土及中港台有關的歷史課題
除了以上的例子外，香港的電影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歷史課題。如果想研究香港社會基層民眾生活及住屋的發展史，可以從《樓下閂水喉》（1954）、《危樓春曉》（1955）、《七十二家房客》（1973）、《籠民》（1992）到《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等不同年代的經典入手，以電影中的人物所身處的環境作為研究對象。近年有幾部有名的電影如《霍元甲》（2006）、《葉問》（2008）、《海角七號》（2008）和《南京！南京！》（2009）等都以中日戰爭作為電影的主題或相關時代背景，從觀眾反應及票房收入來看，中港台三地民眾對二次大戰以來中日戰爭這段歷史的看法，有着不同程度的差距，而這種差距跟三地民眾的不同的戰後記憶及歷史發展有莫大關係，因此研究有關二次大戰以來的中日關係，以至中港台日的關係可以將這些電影作為研究材料之一。
研究態度與空間
美國的史家羅森史東（Robert A. Rosenstone）曾強調：「我們不可能單獨只憑『書寫歷史』的標準來評論「影視歷史」，因為每一種媒體都必然有各的虛構成份。」因此作為歷史研究者應該學習如何駕馭電影作為歷史研究的材料，而不應將這麼重要的資料排斥於歷史研究之外。除了電影之外，香港電台所拍攝的電視劇《獅子山下》和紀錄片《鏗鏘集》等都是值得香港歷史研究者研究的材料。台灣自1987年解嚴以來，已經有學者開始研究有關探討日治時期及白色恐怖統治的紀錄片，並有為數不少的學術論著出版。香港電影發展已有一百年，又曾經被稱為「東方荷李活」，本土所能提供給研究者的材料肯定非常豐富，有代學者們發掘。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陳仲佳
（本文曾於2010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電影《葉問》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