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歷史與文學
有很多歷史學家認為文學是虛構的、想像的而非真實的，因此不能與真實的歷史相提並論，更不可能將這些虛構的文學故事視為歷史作品。在中國來說，所謂文學作品不外乎是指正史以外的詩、詞、歌、賦、小說、戲曲和散文。因此一般的中國歷史研究者在做研究時並不會參考這些文學作品，有時甚至會強調文學與歷史的分別來貶低文學作品的可用性。以陳壽的《三國志》與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為例，前者被稱為正史，後者被稱為小說。在以往的歷史觀看來，正史代表真實的紀錄及論述，小說代表虛構及想像，在史學上難以相提並論。
現代史學的興起，對所謂正史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認為一切被稱為歷史的都是經過人為的材料選擇，再經過語言及文字的論述才傳播出來。現代史學對被稱為正史的歷史作品提出質疑的同時，卻開始留意被稱為虛構的文學作品對歷史的補充。近代比較出名的例子是陳寅恪以詩文證史及借傳修史等比較新的治史的方法。陳寅恪曾經遊學日本及歐洲，可能因此受到西方史學的衝擊及啟發，重新審視一向被視為虛構的文學作品，並以此作為證史的文本之一。
從歷史到小說
在中國文學的類型中，以小說與歷史的關係最為密切。在小說的分類中，更有被稱為歷史小說的作品，《三國演義》就是其中之一。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的小說本身是出自歷史：學者錢基博認為古代的小說家約為採訪民間瑣聞雜話之類的史官。因此所謂小說原本就是官方想知道民間的一事一物而收集回來的故事，學者王國維認為小說是出於稗官野史，屬於史藉的一種。
唐朝時候，有街頭講演「一枝花話」的出現。到宋朝的時候，亦有類似說話人的表演者在民間市集以講說歷史故事為生。他們在市集所講說的，是在民間收集得來的傳聞和故事。講演者所用的講稿或由聽眾收錄下來的講說故事紀錄，即後來的話本小說及歷史小說。宋朝的講說表演者所講的題材，除了歷史演變之外，還包括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樸刀、杆棒及發跡等，以特定的時代背景組織及虛構傳聞佚事作為小說內容。時至今日，在香港及各地華人社會均非常流行的一系列金庸武俠小說，亦同樣是以清朝或以前的各朝代作為背景，利用一些傳聞佚事加上虛構的故事情節寫成。如果以虛構成份多少來排名的話，《三國演義》等講史因為需要依歷史的發展來講述演變，因此會比煙粉、靈怪等小說更貼近被稱為歷史的故事。
《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小說由最初出於稗官野史發展到以歷史和傳奇為題材的講說作品，其發展軌跡就像是先收集歷史，然後敘述歷史的轉變從而得出歷史意義，到最後是利用歷史背景作為故事發展的時代背景。然而在歷史研究當中，卻絶對不應將這些材料排除於外。就以《三國演義》這本被稱為講史的小說為例，某些歷史研究者將《三國志》所記述的事件作為史實來反駁《三國演義》的故事情節，從而突出它的虛構性及貶低它的歷史性。如果從現代史學的角度看，《三國志》本身也是經過材料選擇，再由陳壽用文字從新敘述的故事，因此不會比其他文本更客觀及可信。而《三國演義》本身雖帶有跨張及虛構的情節，但這些虛構並不妨礙它帶出自己的歷史觀。如果《三國演義》是作者在坊間及不同的說書人手中所收集來的故事匯編，而且又在民間廣受歡迎和歷久不衰，它比起《三國志》這種由一人獨著的官方歷史，在三國歷史的接受上更具參考價值。原因是從《三國演義》所帶出的歷史觀可以探討民間如何接受三國該段歷史的人和事，民間對三國史的看法又如何影響後來的政治及民眾的歷史觀，這些都是作為二十四史其中之一的《三國志》難以做到的。
現代史學的興起，正好給予學歷史者一個反省的機會，在面對真真假假的各種材料，應當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陳寅恪以詩文證史及借傳修史等新治史手法，對中國歷史研究作了一次很好的示範，相信未來的中國歷史研究會更多的利用本出於歷史的小說作為研究材料。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陳仲佳
（本文曾於2009年7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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