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前
港督軒尼詩 (John Pope Henessy) 在任時與醫官和量地官，對解決香港衛生問題存在很大分歧。1882年，殖民地部為了解情況，聘請英國衛生工程專家翟維克 (Osbert Chadwick) 到港視察，並寫下改善香港衛生報告書。港督匯同行政局獲殖民地部支持，落實報告書的建議，如成立潔淨局、改善城市污水渠和供水系統等。那時港府的財政未有大量盈餘，何來巨額金錢改革社會基礎建設？因此在1885年，港督寶雲 (George Bowen) 大胆嘗試貸款興建基礎建設，舉債10萬英鎊。由於本地商人欲在本地舉債，但英國債券市場成熟，在投標制度下，可獲得更低的利息，因此要到1887年才發行債券，利息每年4厘。
隨著基礎建設要更多金錢的時候，遮打 (Paul Chater) 亦提出中環填海計劃，需要大量的金錢改變社會面貌。1893年1月，政府立法貸款20萬英鎊用於公共建設，包括海堤填海計劃、中環街市、屠房、擴建監獄工程，以及改善供水、清水和污水系統計劃。雖然全體非官守議員反對，政府在官守議員投票的優勢下，法例強行通過。這顯示出當時貸款確是一件非常審慎的事，所以非官守議員作出嚴謹和保守的反應。這次債券的利息每年3.5厘。
1905年10月，政府落實九廣鐵路計劃，建造費用是「天價」，亦要通過貸款條例，在英國發行200萬英鎊的債券，這次債券的利息也是每年3.5厘。
一戰後
一戰後，香港大部份基建是以收入维持支出，未有借貸，直至1927年。期間香港經歷機工、海員和港省罷工，又逢中國動盪和世界經濟衰退，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經濟能力大搞基建。為何在這期間，香港世界級的基礎建設一個又一個地出現？港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1927年的財政預算案上，解釋是為了安定本地商人的信心，是時候大搞現代化基建，營造一個利商的華洋環境，為香港下一代而建設。雖然筆者仍未找到檔案，這是否與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倡議的財政政策有直接關係，但凱氏認為在經濟大蕭條時，政府應該加大開支，例如搞大型基建。在那期間，英美經濟政策深受他的學說影響，估計殖民地部開綠燈也與此有關。時至今天，亦有不少國家採用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金文泰亦解釋了香港過去貸款創造基建的時代只是短暫，而還款能力有目共睹，况且一戰後大部份基建是以收入维持支出，未有借貸，計畫舉債3000萬元。舆此同時，定例局亦通過法例舉債，先發行500萬元，作為興建城門水塘、啟德機場及海口發展，和一些公共工程如薄扶林 (後稱瑪麗) 醫院等。債券分別於1927和1928年發行，年息6厘。1933年贖回後，改年息4厘。
1934年，政府再加大力度舉債2500萬元，作為香港仔水塘、城門水塘、大潭篤引水道、汽車渡海小輪、赤柱監獄、啓德機場發展、批發市場、中環街市、紅磡無線電發射塔和贖回一些之前的登記股份。這次是香港史上第一次最大額的舉債，債券的利息每年3.5厘。
小結
一戰前，政府舉債是有目的，如改革衛生環境和興建九廣鐵路等龐大工程。但一戰後，為了營造信心給商人和挽救疲弱的經濟，政府就大力舉債興建現代基礎建設，如城門水塘的北水南輸港島、香港仔水塘開闢新供水點；興建啟德機場及設施，讓航空交通走上世界水平；建現代化醫院、監獄、街市和零售市場；在紅磡建無線電發射塔，協助無線電發展，增加資訊的速度；建汽車渡海等設施貫通海陸交通，將香港島和九龍點到點連結。
加上香港和九龍電力公司擴充供應電源，和無線電資訊這些硬件，再配合中學開辦物理和化學等科目，輔以實用夜學，再進至開辦初級和高級工業學院，培訓本地技術人才。兩次大戰間的香港不如想像般平凡，而是充滿動力地走向世界城市現代化。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副會長 馬冠堯
（本文曾於2024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