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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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報紙檔

「殖民地」報紙檔

不是誇口,只要給我瞟一眼報紙檔的模樣,十之八九能推算到它所在的環境,就連所依傍店鋪的廚窗開設在那個位置?街道有多闊?與紅綠燈的距離,都能一一算出。

我可沒有得到甚麼魔法真傳,說穿了,道理甚顯淺。放在街頭的報紙檔,根本就是一隻徹徹底底的寄居蟹,只是讓其蝸居的寄居主零舍不同,是條街而已!報紙檔由始至終都要依傍街頭而生,設計時早就將攤檔所在的環境考慮在內,或者說根本不由得報販不考慮。寸金尺土,這對香港可用土地或報紙檔規模同樣應用得上,要在街頭這暫借而來的空間內設檔,就得「食腦」,因應周遭環境變通設計,將報紙檔設計充份融滙香港特有的街頭環境。

街道是寄居主的大腦,其闊度是否足以容納檔攤,決定了報紙檔可否留低。為了掙扎求全,狹窄行人道上的攤檔,不是窄窄向高空發展,就是矮而淺(深度),歇力減少借用地面空間,否則一家之檔何以在熙來攘往的街頭立檔?報販又會刻意降低座位高度,藉以拉長「戰線」──將檔攤可供展示報刊雜誌的垂直面盡量擴展。

將報紙檔規格緊緊箍著的是半個世紀前通過的《1960年小販施行細則》,這儼如孫悟空的緊箍環,將報紙檔的長闊深(6呎長x1.5呎深)及標準設計樣式,白紙黑字通佈天下,一切均叫報販不得不依。不依後果是「拉人封檔」──先罰款,繼而取消牌照。說設計不能隨意改動,是真的,弔詭之處是這又不是鐵板一塊,在某個工場閉門造檔後,空降街頭。關鍵在《細則》結尾處留有一註腳,容許攤檔因應具體環境變動設計,以配合特有空間。這就是為甚麼報紙檔設計看似類同,又總有點不同。

為何政府勞師動眾為報紙檔訂立嚴格規格?這正好呼應標題──「殖民地」報紙檔。

「篤眼篤鼻」是報紙檔設計師,1950年代深水埗英籍警司保域(John Browett)最直截了當的答案,既坦率又野蠻。說得俗一點,即時下流行的「唔順超」。事源當地集結了頗多報販,在街頭攞得亂糟糟的,煞難看!消防處及市政總署不時向保域施壓,責難他沒有做好這份工,容許小販霸佔街頭,阻窒消防栓之時,又有礙市容。

令人張目結舌的是這番的論調,竟可追源溯始至英國殖民政府160年前初來到這小島的日子。1845年頒佈的《公眾健康及衞生條例》,對小販施行種種規管,諸多留難;1916年首度為報販度身訂造的牌照細則,甚至連牌照要懸掛在某一特定位置等瑣事也一併納入規管,害得報販正襟危坐,深恐偶一「不規矩」,動輒得咎。

報販等街頭小商販扛着貨品,或報章,或蔬菜,在街頭橫衝直撞,追車趕船,混雜著那重重複複的叫賣聲,成何體統,早惹怒以高等民族自居從西方遠道而來的統治者。統治者在自己家鄉不正是努力地「淨化」街頭嗎?那又豈容臣服於己的殖民地可逍遙自在之理。「篤眼篤鼻」是「淨化」的推動力,抱有這種歧視街頭的「淨化」管治思維,何尚不是令殖民統治者「篤眼篤鼻」的原因?

由於出發點是「淨化」,故遑論是保域的設計,或是1960年通過的改良設計,都備有嚴格的尺寸規格,當中最有趣的是將報檔設計為可摺叠式。司馬昭之心呼之欲出,即要報紙檔「朝行晚拆」,確保街頭一貫的整潔;而遇有「篤眼篤鼻」的報紙檔又可隨時給勒令「摺埋」。香港人自少與摺叠的東西共生──摺椅、摺枱、摺床,只是報紙檔都可摺叠,揹著通街走,真的估佢唔到。當年市政局私底下還為報販安了一個諢號「揹架人」。

「淨化」的背後曝露了統治者對本土庶民文化的歧見,將之歸類為低等文化,勢要除之而後快,其後最好再依據「先進」的西方模式對城市及被統治人民作出規管。別以為這種落後的觀念早隨殖民地結束而掃進歷史墳墓,今天我們的政府,完全承襲了殖民地思維,技巧顯得更純熟,把市區重建追求「優質」生活掛在咀邊。試問一家之檔何以與整個社區為敵,「摺埋」是報紙檔逃脫不了的魔詛。若這種單一思維繼續在香港蔓延,早晚我們只變成全球化一體下一個面目不清的「先進」城市而已!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會員 莊玉惜

(本文曾於2010年9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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