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誇口，只要給我瞟一眼報紙檔的模樣，十之八九能推算到它所在的環境，就連所依傍店鋪的廚窗開設在那個位置？街道有多闊？與紅綠燈的距離，都能一一算出。
我可沒有得到甚麼魔法真傳，說穿了，道理甚顯淺。放在街頭的報紙檔，根本就是一隻徹徹底底的寄居蟹，只是讓其蝸居的寄居主零舍不同，是條街而已！報紙檔由始至終都要依傍街頭而生，設計時早就將攤檔所在的環境考慮在內，或者說根本不由得報販不考慮。寸金尺土，這對香港可用土地或報紙檔規模同樣應用得上，要在街頭這暫借而來的空間內設檔，就得「食腦」，因應周遭環境變通設計，將報紙檔設計充份融滙香港特有的街頭環境。
街道是寄居主的大腦，其闊度是否足以容納檔攤，決定了報紙檔可否留低。為了掙扎求全，狹窄行人道上的攤檔，不是窄窄向高空發展，就是矮而淺（深度），歇力減少借用地面空間，否則一家之檔何以在熙來攘往的街頭立檔？報販又會刻意降低座位高度，藉以拉長「戰線」──將檔攤可供展示報刊雜誌的垂直面盡量擴展。
將報紙檔規格緊緊箍著的是半個世紀前通過的《1960年小販施行細則》，這儼如孫悟空的緊箍環，將報紙檔的長闊深（6呎長ｘ1.5呎深）及標準設計樣式，白紙黑字通佈天下，一切均叫報販不得不依。不依後果是「拉人封檔」──先罰款，繼而取消牌照。說設計不能隨意改動，是真的，弔詭之處是這又不是鐵板一塊，在某個工場閉門造檔後，空降街頭。關鍵在《細則》結尾處留有一註腳，容許攤檔因應具體環境變動設計，以配合特有空間。這就是為甚麼報紙檔設計看似類同，又總有點不同。
為何政府勞師動眾為報紙檔訂立嚴格規格？這正好呼應標題──「殖民地」報紙檔。
「篤眼篤鼻」是報紙檔設計師，1950年代深水埗英籍警司保域（John Browett）最直截了當的答案，既坦率又野蠻。說得俗一點，即時下流行的「唔順超」。事源當地集結了頗多報販，在街頭攞得亂糟糟的，煞難看！消防處及市政總署不時向保域施壓，責難他沒有做好這份工，容許小販霸佔街頭，阻窒消防栓之時，又有礙市容。
令人張目結舌的是這番的論調，竟可追源溯始至英國殖民政府160年前初來到這小島的日子。1845年頒佈的《公眾健康及衞生條例》，對小販施行種種規管，諸多留難；1916年首度為報販度身訂造的牌照細則，甚至連牌照要懸掛在某一特定位置等瑣事也一併納入規管，害得報販正襟危坐，深恐偶一「不規矩」，動輒得咎。
報販等街頭小商販扛着貨品，或報章，或蔬菜，在街頭橫衝直撞，追車趕船，混雜著那重重複複的叫賣聲，成何體統，早惹怒以高等民族自居從西方遠道而來的統治者。統治者在自己家鄉不正是努力地「淨化」街頭嗎？那又豈容臣服於己的殖民地可逍遙自在之理。「篤眼篤鼻」是「淨化」的推動力，抱有這種歧視街頭的「淨化」管治思維，何尚不是令殖民統治者「篤眼篤鼻」的原因？
由於出發點是「淨化」，故遑論是保域的設計，或是1960年通過的改良設計，都備有嚴格的尺寸規格，當中最有趣的是將報檔設計為可摺叠式。司馬昭之心呼之欲出，即要報紙檔「朝行晚拆」，確保街頭一貫的整潔；而遇有「篤眼篤鼻」的報紙檔又可隨時給勒令「摺埋」。香港人自少與摺叠的東西共生──摺椅、摺枱、摺床，只是報紙檔都可摺叠，揹著通街走，真的估佢唔到。當年市政局私底下還為報販安了一個諢號「揹架人」。
「淨化」的背後曝露了統治者對本土庶民文化的歧見，將之歸類為低等文化，勢要除之而後快，其後最好再依據「先進」的西方模式對城市及被統治人民作出規管。別以為這種落後的觀念早隨殖民地結束而掃進歷史墳墓，今天我們的政府，完全承襲了殖民地思維，技巧顯得更純熟，把市區重建追求「優質」生活掛在咀邊。試問一家之檔何以與整個社區為敵，「摺埋」是報紙檔逃脫不了的魔詛。若這種單一思維繼續在香港蔓延，早晚我們只變成全球化一體下一個面目不清的「先進」城市而已！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會員 莊玉惜
（本文曾於2010年9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