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教育是較教會學校起步稍晚的西學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19世紀60年代至1895年之間、由少數開明的上層官僚主辦的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
在改良主義教育尚未實施之前，洋務教育始終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並且一度成為「同治中興」的象徵性政績。
洋務教育的主要內容
一、興辦新式學堂
自同治元年（1862）京師同文館起，先後辦學22所，分3類：
1、同文館或廣方言館（外國語學校）;
2、武備、水師學堂（軍事學校）;
3、船政、機械、電訊學堂（技術學校）。培養一些買辦、翻譯和陸海軍軍官、士兵，也訓練工業技術人員。
二、辦理留學教育，派遣學生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
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接受容閎倡議，聯名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此後即由容閎帶領幼童赴美，此即中國近代派遣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
光緒二、三年（1876、1877），又繼續派遣學生到德、英、法等國學習陸軍、海軍和造船等。洋務派舉辦的學堂，無統一的學制，未形成學校系統。
教學內容除「四書」、「五經」等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藝」，比舊學堂講求實用，並開始將近代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學科作為課程，有些學堂還學習萬國公法、外國史地等人文科目。
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主義的學校管理制度，對招生、考試、學習的年限、經費來源以及學生畢業後的任用等都有詳細規定。
提出「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突破傳統中體中用的思想框架，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肇始階段。
對洋務教育的評價
洋務教育的破產，雖以甲午戰爭的慘敗為其標誌，但這種戰爭上的慘敗，也實導源於洋務教育自身所存在的致命弱點。
作為一種全力服務於軍事目的的教育體制，在甲午戰爭徹底失敗以後，已經失去原有的活力，從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數額高達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也使清政府國庫枯竭，財政危機更為嚴重，再也無力支撐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務學堂。同時失去了戰爭活力和財政來源的洋務教育，必然地衰落下去。
儘管在甲午戰爭之後，仍然有一批武備、水師學堂陸續問世，以求重振國力，但無異於迴光返照，最終不能挽救滿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運。
事實上，早在洋務教育初創並臻於鼎盛的時候，就已播下了最終要導致其失敗的種種惡因，甲午戰爭的慘敗只是加速了這一頹敗的過程。
首先，洋務教育的目的，與其說是求謀自強之道，毋庸說是為了延長腐朽的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洋務派，還是以倭仁等人為首的頑固派，認識都是一致的。
其次，洋務派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較頑固派的主張有很大的進步，也不失為折衷中西文化衝突的一項策略。但在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變革都不得觸動封建的綱常禮教，不得觸動封建國家的政體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正因為如此，洋務教育進行了幾十年，都沒有提出任何有關國家教育體制的宏遠規劃和建設。
洋務派幻想在絲毫不觸動封建教育舊體制的前提下僅作最小限度的改良，便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結果必然只能是到處碰壁，難免失敗的命運。
再次，洋務教育本身也存留著種種的劣根性，這是腐朽的滿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務教育內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館為例，清廷雖對其寄以重望，並不惜重金維持學務，但其內部管理卻十分混亂，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舊式官學並無二樣。
1883年，監察御史陳錦在一篇奏文中揭出同文館內部的四大弊病：考課不真，學生與副教習聯絡聲氣，試則前茅，食則全俸，叩以算學則茫然不知。銓補不公，保舉一節，尤多蒙保、混保之弊。獎賞不實，學生本多寒峻，提調赳扣學生應得獎賞，中飽私囊，吮眾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館規不嚴，提調晚餐醉飽，食足洋煙，概不過問館內大小事務；蘇拉傚尤，作樂唱戲，喧嘩達旦；學生酗酒賭博、蕩檢踰閒。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此外，中國長期閉關自守，開埠以來風氣稍開，但大多數官紳仍滿足於自守，眼光短淺，興辦洋務教育的初衷，原不在拓展國力，走向世界，而是為了禦敵自守的實用目的，故洋務教育的規模狹小，拘束小器，素無泱泱大國風範。
相當一批工藝技術學堂，只是為了訓練所在地區或所屬企業急需的技工，任務一告完成，學堂便自行停辦，可謂是淺嘗輒止。
即使沒有甲午戰爭這樣的重大考驗，洋務教育自己也會迅速衰落下去的。當然，洋務教育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儘管它是在內憂外患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的教育措施，但畢竟是邁出了中國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並且培養出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材。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