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中原政權所面對的安全挑戰，可籠統分為內憂（民變）和外患（邊防）。除了元朝之外，歷代邊患主要來自西邊及北方外族的威脅。宋、明兩朝因為失去北方的統治權，只能固守「華夷秩序」維護王朝．到了滿人入主中國，滿、蒙、藏以宗教及政治聯盟，形成「部族政權」統治模式，清朝邊防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征伐漠西蒙古，越加鞏固。
一、魏源具世界視野的安全觀
可是，這個形勢卻在盛世時逆轉。進入嘉慶、道光時代，清朝統治危機浮現。外部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探索、殖民擴張和工業革命的新時代，中國同時須面對來自內陸和海洋的雙重挑戰――新世界秩序帶來的安全問題在明代已見端倪，但在清中葉進一步加劇，到了鴉片戰爭時，清朝已經進入左支右拙的窘迫境地。在危機中，受清代中後期「經世」學風影響的憂國之士提出許多對應之策，其中魏源（1794—1856）的討論最具世界視野。
與其他論者不同，魏源的著作把清朝放到了世界秩序中，極度凸顯了海防問題，視野與識見都超越同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初刊《聖武記》，前十卷大篇幅敘述頌揚從滿洲崛起的開國龍興至康雍乾及嘉道諸朝的籌邊、征伐、平亂等武功，但後部從歷史敘述轉移到對武事的議論，總結歷史經驗，對鴉片戰爭時所顯露的腐敗現象，涉及海防、戰守、練兵、籌餉等議題，著重關注海疆安全，所以學者將此書與《道光夷艘征撫記》、《海國圖志》並列為「海防三書」。
魏源可以說是對當時清朝統治得失進行總結。鴉片戰爭後簽訂了《南京條約》，《聖武記》揭露了清朝衰弱的根源，無論財用、人才、政令、練兵各方面，都不足以抗敵禦侮，對外國的了解也不足與外國折衝樽俎。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清朝的軍隊的戰鬥力與國家財政能力，以及政府的領導指揮能力，或謂民力物力與人材風俗，都已經無法應對。在隨後出版的世界史地及現勢專著《海國圖志》中，魏源在序中解釋了著作的宗旨：「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外交談判）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的時代，西方東漸，俄國南下，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形勢，而他在包括《海國圖志》等系列著作論述中，已經為清朝在新世界秩序中重新定位。魏源認為，清朝是建立在「金、遼部落」、「元裔之蒙古」、「朝鮮」以及「有明之關外」的基礎上，而今清朝整體的存亡正面對威脅。學者認為，嘉、道時期清朝已經處於「從中華世界秩序向西方中心的近代國家體系轉型的過程」。前述魏源對清朝軍事史的回顧，已推導出一個能夠回應列強挑戰、適應新時代世界的近代國家。清朝必須調集動員整體的國家力量，因此部族政權體制逐漸向新的主權國家模式轉換。清朝後來回應英俄壓力，決定在新疆建省可以視為一個印證。
二、魏源提出「居國、行國與海國」
嘉、道時期的治邊政策其實已經明顯從陸疆轉向海疆，但僅著重防守，同時代有識之士，也多同時關注陸地與海洋，卻不如魏源比較全面把握世界大勢。魏源分析當代世界格局，把各文明分為「居國、行國與海國」，即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行國的概念古已有之，但魏源首次引入海國概念，三者並列，並向國人指出當今強敵所在。由於戰爭能力懸殊，追溯歷史，中原地區不敵遊牧民族的騎兵，而今清朝騎兵也不能應對海戰，國家安危堪憂。
他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目標雖然是趕上船堅砲利的列強，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魏源的安全觀一個重要特點是扭轉中國中心的思維，強調參與世界，在守、戰、和的抉擇中，務實地主張守勢。魏源的「議守」，固然可以認為是因為清朝的武力落後，不是西方對手，但他解釋更為基本理由：「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談判議和）？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為以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範我馳驅，是為以夷款夷。」這是回應當時「疆場所經營，非戰即款，非款即戰，未有專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現實的極端態度。
面對現實的國際政治形勢，魏源的師夷構想不僅僅是在器物層面向西方學習自衛的手段，而是長程的戰略。「以夷攻夷」是利用列強利害矛盾互相牽制，而「以夷款夷」則是他重視外交的可貴見解。中國必須與西方在條約體制內交往，所謂「以守為款」是爭取時間充實國力，關鍵是全面借鑒外國，整治內部秩序。魏源指出：海夷的「堅船利炮，非我所能拒；文物聲華，亦似乎非我所能盡貶」；他批評「徒知侈張（誇大）中華，未覩寰瀛（世界）之大」的議論，在西方衝擊面前，冷靜洞見有過人之處。
三、魏源重視外交策略
魏源極度重視外交，也是特出的立場。他與林則徐有深交，但仍婉轉批評禁煙、銷煙過程中的外交失誤。魏源一方面主張立足於「師夷技、收夷用」（學習西方技術和利用西方器物），同時強調和平外交：「上策惟當選節旄」（嚴選出色的外交家）。關於「議款」，魏源認為必須面對國際現實，「欲制夷患，必籌夷情」，也就是要瞭解外國的情況，並與之溝通。「我患夷之強，夷貪我之利，兩相牽制，幸可無事，非今日主款者之密略乎？」
總體而論，魏源覺察，清代的中國已經被嵌入到更大的世界體系中。回應新時代的挑戰，他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並舉不能偏廢的全面對策。魏源的構想是多層面、面向世界的策略，超越中央、周邊的傳統思維，與世界全面交往。在國際交往中，面對強大外力壓迫的清朝必須將管治制度全面改造，提高效能，務實回應挑戰。
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構想為後來的洋務運動的口號。但是清朝陸海交逼而財力捉襟見肘的困境並未鬆解。光緒元年（1875年）朝廷爭議出兵新疆征伐割據政權阿古柏，即引發「海防」與「塞防」之爭，陝甘總督左宗棠強調必須征服新疆以保蒙古，而直隸總督李鴻章力主建設海軍防禦日本，奈何清廷財力拮据，左右為難。最終左宗棠依靠湘軍，以各省協餉及海關收入抵押所得外國貸款等，前後耗費逾六千萬兩而底定新疆，並由曾紀澤與俄國斡旋收回伊犁地區，進而促成新疆建省，庶幾符合魏源的期待。至於海疆方面，李鴻章訓練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1894-95年）全軍覆沒，清廷割讓台灣。
作者：知史團隊，原文刊登日期：2020年5月8日，現為刪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