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從來都不是單純的軍力比拼，蕭何在劉邦心中的分量比韓信重，李善長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比徐達重。如果韓信、徐達是拳頭，那麼蕭何、李善長就是供應血液的心臟，他們搞錢搞物的能力才是根本性的決定因素。漢朝初期的疆土面積僅有200萬平方公里左右，貧弱的漢政權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面對周邊四夷的侵擾大多時候都是忍讓退守。
漢武帝即位後一改漢朝對外溫和的形象，先後大規模派兵征討閩越、匈奴、南越、朝鮮、大宛、西南夷，可謂是四面八方無不出擊。甚至也是無往不勝，先後在國家的東南西北增設了五原、武威、儋耳、文山、樂浪等30餘個邊郡，使漢朝的疆土面積飆升到約1000萬平方公里。
起初雖有前任皇帝們積攢下的財力，但是幾年戰爭打下來，國庫很快就告急了。尤其是與強敵匈奴的較量，密集的大規模征戰前後持續了15年，期間累積動用兵力達到100多萬，數次深入匈奴腹地與敵決戰，對國家財政實力的考驗是巨大的。
這種大規模軍需物資的籌集、漫長補給線的轉運、數十年的連續作戰，顯然也不是農業經濟所能夠負擔的。所以人們不免疑惑，同樣是遇到一位愛折騰的皇帝，為什麼西漢沒有像秦始皇搞垮秦朝、隋煬帝搞垮隋朝那樣，在漢武帝手裏垮掉呢？
這個問題可以換一種問法：漢武帝相比於秦始皇、隋煬帝的最大區別是什麼？軍政能力上或許難分上下，但財政能力上絕對是漢武帝更勝一籌。漢武帝沒有把戰爭的負擔全壓到農民身上，他搞錢的策略可以歸納為三大法寶：徵收工商稅、鹽鐵官營、收回錢幣鑄造權。
當時西漢是典型的國窮民富，在幾代皇帝休養生息的政策下，商賈們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群體。《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了當時商業繁榮的景象：「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漢朝都城長安所在的「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關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三成的人口，佔有了六成的財富。「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由於巨富的商賈太多，有車一百乘、有船一千丈的，才能稱得上是大商賈。
於是，因打仗而財政吃緊的漢武帝，祭出了他的第一大法寶：徵收工商稅。
公元前129年，漢武帝下令「初算商車」，向商賈徵收「車船稅」，規定：「商賈人軺車兩算，船五丈以上一算」，一輛車要納稅240錢，一條五丈以上的船要納稅120錢。車和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運輸工具，漢武帝的這則稅令可以說是盯准了商貿活動的死穴。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下令「初算緡錢」，這是一則資產稅，是對商賈積存的現錢徵稅，規定：商人財產每兩緡一算（2000錢納稅120錢，稅率6% ），手工業者財產每四緡一算（4000錢納稅120錢，稅率3%）。後來為了打擊隱匿財產不報以及報而不實者，漢武帝又頒布「告緡令」，要求商人們申報資產，並鼓勵舉報虛假申報者。
一經查實，弄虛作假者將被沒收全部錢財，併罰戍邊一年；而舉報者將能獲得所沒收錢財的一半。
除此之外，漢武帝還下令對馬、牛、羊徵稅，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徵收屠宰稅。
自古以來，鹽與鐵都是最重要的民生行業，西漢弛山澤之禁，並未實行鹽鐵官營。所以在當時的諸多行業中，以鹽鐵商人為最富，他們積財逾萬萬錢，個個富可敵國。如果實行鹽鐵官營，這些鹽鐵商人的財富，就應當全部是國家的收入。
公元前117年，漢武帝終於要對這塊肥肉下口了，他祭出第二大法寶：鹽鐵收歸官營。
在理財大師桑弘羊的籌劃下，漢武帝下令設立鹽鐵丞，並任命當時著名的鹽商和鐵商擔當首任鹽鐵官，將鹽鐵的生產和銷售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鹽鐵之利盡歸國有。當時，除了鹽鐵之外，漢武帝還實行了酒類專賣的酒榷制度，酒利也被官府所獨佔。
這三項民生用品的官營讓漢武帝相當得意，他曾高興地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我還沒有增加賦稅，國家的用度就已經很充足了。
漢朝初年由於經濟凋敝，朝廷對鑄錢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諸侯郡國紛紛自行鑄幣。隨著漢武帝開徵工商稅、實行鹽鐵官營，各地私自濫鑄錢幣對於財政和經濟的衝擊越來越大。
於是，漢武帝祭出他的第三大法寶：收回錢幣鑄造權。
公元前115年，漢武帝下令禁止郡國和民間鑄錢，指定上林三官為唯一的鑄幣機構，以其鐘官、技巧、辨銅三官分別負責鑄幣過程中的鼓鑄、刻範和原料，以所鑄新幣為國家的唯一通行貨幣，廢除過去所鑄的一切錢幣，並下令盜鑄金錢者處死罪。
收回錢幣鑄造權後，漢武帝終於贏得了與商人和地方諸侯之間的財富之爭，解了財政上的後顧之憂，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卓有成效的軍事行動，強悍的匈奴被漢軍趕到漠北，漢朝迎來極盛。值得一提的是，漢武帝最初所鑄的新幣是三銖錢，又經過三次改革後，最終確定的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銖錢，並一直流通到700年後的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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