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不遠遊

 「父母在，不遠遊」，關乎儒家所說的「孝道」。其理為：父母在，遊子遠遊，父母無人照顧、侍奉，是為不孝；其次，遊子遠遊，旅途艱險，必然令父母擔憂。給父母加添擔憂，也是不孝。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時至今日，「父母在，不遠遊」的約束力，已退化為「常回家看看」的訴求。

古人不提倡旅遊當然不僅僅只有這一個理由。在農業社會，一切以農為本。以農為本就需要百姓依附於土地，男耕女織。除此以外的行為，皆可謂不務正業。不務正業的典型代表有兩位：一位是戰國時成天在外遊說六國合縱抗秦的蘇秦，一位是劉邦。蘇秦曾出遊幾年，一事無成，困頓而歸，被他的家人譏笑鄙視。而年輕時的劉邦，呼朋喚友，遊手好閒，乾脆被斥為「亡賴」。

在謝貴安、謝盛的《中國旅遊史》一書裏，我看到這樣一個表述：「由於傳統的農業社會排斥旅遊，因此旅遊概念中有中性的詞彙，但很少有褒義的名稱。」在作者列舉的詞彙中，果然，要麼是中性，要麼是貶義。被貶的諸如：遊燕──指遊玩宴樂，盤遊──遊樂而流連忘返，淫遊--沉湎於超出倫理規範的旅遊，還有遊冶、遊蕩、遊手、浪遊等等。

《李師師外傳》記載了一個故事，說宋徽宗有一天假扮成商人趙某來見京城名妓，李師師卻不理不睬。後來老鴇聽說趙某其實是皇帝，嚇得面無顏色。李師師鎮定自若道：不用擔心。事情皆因皇上逸遊而起，而逸遊，皇上諱莫如深，自然不敢聲張。原來，逸遊係指不拘常理、超越禮度的旅遊，也是貶義詞。而這個貶義詞，出自三千年前的周公，可見中國人的旅遊觀之悠久。

以農為本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文明特質，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質──宗法制，還為古人旅行添加了另一個消極因素──悲情。

眾所周知，宗法制注重同族聚居、血親關係，反對離鄉輕家，由此形成了濃厚的人倫親情和鄉土觀念：離鄉背井是一種悲情，葉落歸根是人生的終極歸宿。在這樣的文化觀念裡，無論是外出行旅，還是旅居他鄉，都是一種不得已之舉。或者說，必須有正當理由。比如統治者為安撫天下、考察民情的巡遊，官員赴外就職的宦遊，文人為廣交名士、以利科舉仕途的漫遊、壯遊。即便是如今天我們的只為休閒、觀光的旅遊，儒家也把它提高到必須以山水來「比德」、修身養性的高度。

出門在外，失去了家的溫馨和家人的慰藉，卻加添了旅途的艱險和艱辛，古人眼裡的旅行，怎一個愁字了得？所以古人的旅行，大多數就是一個悲行：愁旅、孤旅、羈旅。而描寫旅行的古詩詞，充溢着對鄉愁、旅愁、別離的抒發：比如唐朝詩人賈島有「故園千里數行淚，鄰杵一聲終夜愁」（《上谷旅夜》），杜甫是「系舟身萬里，伏枕淚雙垂」（《九日五首》），而南朝文學家沈約的標題乾脆就是《悲哉行》。

在中國古代史中，魏晉南北朝似乎是一個特例。那時，政局動盪，皇權飄搖，玄學風行，文人士大夫狂達逍遙，恣意縱情於山水間，盡顯風流。據《中國旅遊史》介紹，那時貴族恣遊的花樣繁多，「有談遊、評遊、詠遊、嘯遊、優遊、縱遊、壯遊」。其中，最絕的是嘯遊。

嘯遊，即邊旅遊邊長嘯，興之所至，嘯鳴不已。《世說新語‧棲逸》說，魏晉名士阮籍善長嘯，可聲聞數百步。一日遊蘇門山和一位真人比長嘯，他退至半山處，再回首，只聽真人長嘯，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

魏晉名流的怪誕遊法，實質是一種情感宣洩。據《魏氏春秋》記載，阮籍出遊，常不按路徑，率意獨駕，「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慟哭，絕不是因為無路可走，而是眼看社會已然窮途末路，家國無望。所以，看似恣意縱情，實是內心憂憤。這種旅遊，更加悲情，人何以堪？故謝安有詩曰：「淚下如流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