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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的限制，這裏不擬就梁氏個人的心路歷程作具體分析，而只能簡要考察梁氏十餘年間對中國文化評價系統的變化，進而探求梁氏關於中國文化的兩種極端之論透露出怎樣的歷史文化資訊。
梁啟超1904年撰寫《新大陸遊記》，洋溢着對中國固有傳統的批判精神，這是那一時代中國先進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謀求現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現。這種批判的出發點，是中國社會及文化未能導引出現代化，而且其若干層面還成為現代化的阻力。梁氏由此出發所揭露的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病態，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讀來，人們也能產生會心之感。
梁啟超於1920年撰寫的《歐遊心影錄》，則是在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弊端（或曰「現代病」）有所洞察後，再反顧東方，發現中國智慧具有療治現代病的啟示價值。這種以中國智慧挽救現世文明的論斷，雖然缺乏細密的歷史分析，然而其間也包蘊着若干真理的顆粒。
人們往往因梁啟超1904年至1920年間的思想大轉變而嘲諷他的「多變」，梁氏自己也曾以此類行徑自嘲。其實，對傳統文化先後持兩種極端之論，並非梁氏個別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鉅子那裏也有類似表現，如嚴復戊戌時期在《救亡決論》中歷數中國傳統文化弊端，並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而嚴氏晚年力主回歸傳統，高喚：「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
我們今天對此種現象的認識，不能停留於對梁氏、嚴氏等前哲跳躍式思維的一般性批評，而應當進一步考析：這種「大轉變」、「大跳躍」報告着怎樣的時代消息？今人應當從中獲得什麼啟示？
簡言之，否定與讚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兩種極端之論集於一人，是近代中國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的一種反映。西方世界幾百年間實現工業化與克服工業化弊端這兩大先後呈現的歷時性課題，都共時性地提到近代中國人面前，魯迅1919年在一篇隨感錄中說：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面對中國社會的「多重性」，孫中山力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又在中國資本十分薄弱之際便警告要「節制資本」，便是交出的一種有民粹傾向的答案。而梁啟超於20世紀初葉的兩種極端之論也是試交的一種答案：梁啟超1904年批評東亞社會及文化，其出發點是「現代化的訴求」；而1920年呼喚以東亞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現代文明，其出發點則是「後現代的探索」。
梁氏在短短十餘年間發表兩種極端之論，給人以荒誕印象，是因為他在尚未釐清前一論題時，便匆忙轉向後一論題，更沒有來得及對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這當然是梁氏個人學術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紀的中國及東亞社會面臨文化轉型的多重性所致——作為「後發展」的中國，以經濟層面的工業化和政治層面的民主化為基本內容的現代化尚任重道遠之際，早已完成現代化任務的西方世界面臨的「後現代」問題，通過種種管道朝着中國紛至遝來。這樣，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精英）一方面要揚棄東亞固有的「前現代性」，以謀求文化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導致的現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綜合為特徵的東亞智慧又顯現出其「後現代功能」。
梁啟超敏銳地把握了東亞智慧在歷史不同層面上的不同功能，各有精彩闡發，留下足以傳世的讜論，當然，他未能將兩種歷時性的論題加以必要的釐清與整合，留下思維教訓。
三個層級變革的交叉互疊
當下中國社會及文化轉型的繁複性更遠勝梁啟超時代。自1978年以來的30餘年來的社會轉型，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展開的：世界文明史幾個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的種種歷時性課題，都競相在中國大地作共時性演出。簡言之，今日中國經歷着三個層級變革的交叉互疊——
其一，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又稱「第一次現代化」。自洋務運動建立機器工業以來，一直在進行此一轉變，時下的中國也還只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大部分，估計到21世紀中葉中國方可全面實現第一次現代化（即工業化），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總之，改革開放30年及今後三四十年，中國首先要實現「第一次現代化」，即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科學與民主的宣導，「啟蒙」的呼喚，便是此一轉換間需要完成的文化任務。
其二，從國家統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這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時下正在探尋計畫體制與市場體制的辯證統一之路。前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工業化的一種進步，作為一種「集權—動員式體制」，曾取得顯著實績，但又存在嚴重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僵滯之弊，終於在冷戰較量中敗下陣來。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揚棄20世紀50—70年代仿效過的蘇聯模式，發揮市場的動力機制，使中國的經濟、社會及文化贏得巨大活力，中國從物資短缺的賣方經濟向物資充盈的買方經濟轉化，從而加速第一次現代化進程，並為第二次現代化的展開奠定基礎。這是30年改革的重要成果。
其三，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知識經濟）轉化，又稱「第二次現代化」。在全球化趨勢下，發達國家正在經歷的這一轉化，也提上發展中國家的日程，當代中國也不例外。中國不必重走原初工業化的老路，而可直接採納資訊化時代的成果，贏得「後發優勢」。與此同時，生態危機、信仰危機等後工業時代的問題也紛至遝來，亟待我們解決。今天提出的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目標，便是得之後工業文明的啟示。在第一次現代化尚未完成之際，又身歷第二次現代化大潮，是改革開放30年及今後幾十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大特色。改革開放30年在完成第一次現代化任務的同時，也愈益深刻地接觸到第二次現代化諸課題，而此一使命的展開可謂方興未艾。生態問題的提出，「低碳經濟」的追求，「可持續發展」命題上升到戰略高度，「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宣導，都是向後現代文明轉換的產物。而此間傳統文化提供着某些啟示性資源。
因此，近30年來傳統文化現代轉型，不僅是古典意義的近代化（工業化），而且是上述三個層面的轉型的集合，這就意味着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較之單一的工業化時代更為複雜、深刻。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應當防止只注意某一層級，忽略其他層級的偏頗。我們今日討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不應重蹈先輩的故轍，在「一味貶斥」與「高度褒揚」的兩極間擺動，而應當歷史地考察中國智慧的生成機制和內在特質，既肯認中國智慧創造輝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實，又研討中國智慧未能導引出現代文明的因由，從而不回避現代化的「補課」任務。同時還要開掘中國智慧療治現代病的豐富內涵。在展開這些思考時，應當把握歷史向度，克服心醉西風的西化主義和夜郎自大的東方主義兩種偏頗，這是梁啟超等先輩提供給我們的思維教訓。以平允、周正的態度看待中國智慧與西方智慧，努力謀求二者在不同層面的互補與整合，方有可能創造健全的新文明。
（二之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