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農業之所以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正在於擺正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擺正了經濟規律與生態規律的關係，擺正了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尊重自然界客觀規律的關係。
「三才」觀
中國精耕細作傳統農業的指導思想是「三才」理論。「三才」最初出現在戰國時代的《易傳》中，指作爲宇宙構成三大要素的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在「三才」理論中，自然（「天」「地」）是能動可變的有機體，所以能作爲農業生物的生養者參與農業生産過程；亦為人們提供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廣闊空間。與「天」「地」並列的「人」，既非大自然的奴隸，又非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贊天地之化育」的自然過程的參與者和調控者。這就是所謂「天人相參」。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係，而是協調的關係。以「三才」理論爲指導思想的中國傳統農業，並非因任自然、無所作爲的；「精耕細作」本身就要求主觀能動性的高度發揮，但這是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中國傳統農業強調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正體現了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的精神。勞動力是農業生産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們在農業生産實踐中很早就直覺地認識到這一點，從而有「人力」概念的出現。但農業生産不能光靠拼體力，更需要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於是又提出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知」。「知」被置於首要的地位，人在農業生産中主觀能動作用的發揮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點之上的。這正是中國傳統農學的精髓所在。
農時觀
「順時」「趨時」是中國傳統農業農時觀的核心。其深刻的意義在於保證生物體的自然再生産按照自然的節律正常進行，在此基礎上加以利用。《尚書．堯典》：「食哉唯時。」把掌握農時當作解決民食問題的關鍵。先秦諸子政見多有不同，但異口同聲主張「勿失農時」、「不違農時」。如孟子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孟子·梁惠王上》）不獨農作物如此，諸如「鶏豚狗彘之畜」的交配和孕育，也要「無失其時」，才能保證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順「時」的要求也貫徹到林木砍伐、水産捕撈和野生動物的捕獵等廣義農業生産的各個方面。早在先秦時代已有一套相當成熟的，對林業資源、漁業資源、野生動物資源的保護利用措施。這些措施可以用「以時禁發」（簡稱「時禁」）來概括。也就是只允許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採集利用這些動植物，禁止在它們萌發、孕育和幼小的時候採集捕獵，更不允許焚林而搜、竭澤而漁。「禁」就是保護，「發」就是利用。「以時禁發」也就是在保護基礎上有限制地利用。
「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八個字比較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傳統農業中經濟再生産與自然再生産的關係。這在本質上承認了自然再生産的基礎作用，遵守生態規律，從人與自然的統一中擺正了農業生産的地位。自然再生産是生生不息的，自覺地建立在自然再生産基礎上的農業生産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這正是傳統農業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
地力觀
中國古代人民以用地和養地相結合，採取了多種多樣的手段改良、恢復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農田排灌、合理的種植制度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則是施肥改土。中國傳統土壤科學包含了兩種很有特色而相互聯繫的理論--土宜論和土脈論。土宜論指出不同地區不同地形不同土壤各有適宜生長的植物和動物；土脈論則把土壤視爲有血脈的、能變動的、與氣候的變化相呼應的活的機體。兩者本質上都是一種土壤生態學。正如「糞藥」的出現，意思就是用糞如同用藥，起初是根據不同的土壤，選用不同的肥料；後來用糞時不僅考慮到土壤的性質，即土宜，還考慮到氣候和作物等的因素，即時宜和物宜(土脈)。
所以土脈論的深刻意義在於從理論上揭示了作爲農業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土壤的能動性、可變性以及人工培肥土壤的可能性。既然土壤有氣脈，氣脈有盛有衰，可損可益，那麽土壤的肥力狀況就可以在人力的影響下變化。在《周禮·大司徒》的記載中，有「土」和「壤」的區分，它們相當於現代土壤學所說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們很早就認識到，通過人類的農業活動，可把大量原來條件惡劣的土地改造爲良田，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産率的條件下保持地力長盛不衰，使自然界土壤發生適合人類需要的變化。
物性觀
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一種說法，認為原產南方的柑桔移種到淮河以北的地方就會變種而成為枳（又名枸橘，臭橘，一種似橘，但味酸不可食用，只可入藥的果實），一切生物只能在它的故土生長，逾越這個範圍，就會發生變異，甚至引起死亡。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絕對。元代孟祺等農學家，就認為中原地區出產的胡桃、西瓜、甘蔗、茶葉，以及苧麻等，原產地都不在中原，但卻獲得成功。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認為將原產於邊疆地區的棉花引種到中原也能成功；有些地區引種失敗，不是風土問題，而是技術上的原因。而引種成功的事例，說明在人的干預下，能夠改變農業生物的習性，使之適應新的環境，從而突破原有的風土限制。
這種有風土論而不唯風土論的意義，在於指出農業生物的特性是可變的，農業生物與環境的關係也是可變的。正是在這種物性可變論的指引下，中國古代人民不斷培育新的品種和引進新的物種，從而不斷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增添新的因素和提供新的前景。不是孤立地、而是從相關性中去認識和把握物性，並採取相應的栽培管理措施，是中國傳統農學和農業的一大特點。
循環觀
中國傳統農業的施肥基本上是農業生態系統中的「廢物」利用。中國古代肥料稱爲「糞」，而「糞」字的含義有一個演變過程。在甲骨文中，「糞」字作雙手執箕棄除廢物之形，其本義是「棄除」（《說文》）或棄除物，後來，人們把包括人畜糞溺在內的廢棄物施用於土地，「糞」就逐漸變爲肥料和施肥的專稱。「糞」字字義的這種變化，說明中國人很早就懂得農業內部的廢物利用，變無用之物爲有用之物。
自戰國以降，人們不斷開闢肥料的來源。戰國秦漢，「混中熟糞」和蠶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人工栽培的綠肥。宋代，陳旉《農書》記有「火糞」（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種類和「漚池」、「糞屋」等積制肥料的設施；收集城鎮的糞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見於載籍，標志著城鎮生活中的廢棄物也納入農業物質循環的大系統之中，這逐漸成爲中國農業（尤其是南方農業）的優良傳統。
綠色植物是人畜等是食物鏈的起始鏈,但人畜對其食物中的能量並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廢棄物中包含著的能量,若讓它們回到土壤中,經過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釋放出能被綠色植物重新利用的營養物質。「餘氣相培」實際上就是指這種情況。它使用的是中國傳統哲學關於「氣」的理論和語言，表達的卻是對農業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和能量轉化及其利用的一種樸素的認識。
節用觀
中國古代農學家也十分重視節用，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序》中專門討論了節用的問題，陳旉《農書》中則有「節用之宜」專篇。
爲什麽要提倡「節用」？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度，「節用」最直接的目的之一是積儲備荒。也有些思想家從自然對農業的制約、生産難以滿足人類無限膨脹的消費需求這樣一個視角進行分析。例如：
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
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物無窮。
這裏已經接觸到人類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矛盾之一-消費需求的無限性和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的矛盾。由於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人類所利用的資源的供給是有限度的，因而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建立在自然再生産基礎上的農業生産的發展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滿足人們消費的無限需求。緩解這一矛盾的正確途徑之一是節制消費。當然，上引這些思想家主要是站在封建國家的立場，告誡統治者對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負荷的限度，否則就會出現難以爲繼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