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的神化首先發端於人們對其德行的敬慕，逐漸形成了道德意義上的心理認同。這種民族的認同心理是在社會公德意識主導下發育的，在廣泛的道德實踐中發展的。關公是理想與現實結合的精神寄託，隨著信奉人群的擴大及與道德實踐的交互作用，最終形成了道德與神祗的合璧。
1．由史實向傳說故事的演化
關公的忠義仁勇在三國時期和東西晉兩朝產生過很廣泛的社會影響，其榜樣化、人格化的故事也隨之流傳，而流傳中的傾向性變化又使得關公的形象更豐滿、更富有人格魅力。成書於兩晉時期的《山陽公載記》曰：「馬超見先主待之厚，常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東晉史學家裴松之就此事曾作番考注，認為這是民間訛傳，言不經理。其實，馬超這樣稱呼劉備，在當時也極有可能是事實。以關羽對劉備的兄弟感情，馬超直呼劉備字，關羽認為是對其「大哥」的不敬，產生激烈的言行也是常情。這則記述中可以看出民間傳聞已走向故事化。在關公身後的二百餘年中，關公故事不僅流傳甚廣，且有明顯的褒關公、頌忠義的感情傾向。隋朝初，山西解州已創立具有紀念性質的關羽祠堂。這對廣大民眾來說，寄託有所依，祈願有所訴，是直接產生關公神話的口承文學基礎。關公故事的傳播，離不開廣大民眾的參與，也與民間敬慕關公忠義仁勇的傳統心態合拍。當然，這些故事是在相關史實的基礎上產生的，是民間口承文學對史實的通俗敍述和傾向性創作。
2．關公神話是對傳說故事的演繹
神話是由傳說的積澱經過藝術加工而成的。關公神話是在大量傳說故事的基礎上演繹出來的，應該肯定，它首先發端於民間。關公於覆船山建僧舍故事，是佛門弟子從民間相傳的關公靈異之事的啟發中演繹出來的。傳說是史實、故事經過傾向性加工形成的廣大民眾認同的文學形式。關公神話則是這種故事加工後的具有美學意義的文化藝術品，是對優良美德的傳承。
唐貞元時期，裴度節度荊南，及見玉泉寺殘毀，便發願輸資建寺，其僚屬董侹所撰《貞元重建廟記》載：「將軍姓關名羽，字雲長，河東解人，公族公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覬禪師者至白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於神遇，云：『願舍此地為僧坊，請禪師出山以觀其用』。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敵……生為英賢，死為神明」，「至今緇素人寺皆若嚴宮，在旁無敢褻瀆。」唐人於不經意中為今人保留了重要的確切的關公信仰事象：唐代民眾入寺謁拜關公時畢恭畢敬，因為他「生為英賢，歿為神明」。這當然是傳說故事向神話俗演的結果。可以確定，在唐代社會生活中關公已是廣大民眾頂禮膜拜的神靈。成于唐宋間的《佛祖統記》一書中記述了關公與子關平雙雙「受戒於此」(玉泉寺)，皈依了佛門。顯然佛門弟子也敬慕關公的仁義道德，並把關公作為自己教派中的神靈，奉為「伽藍」，與佛教中的「三世佛」、「四菩薩」、「四大金剛」、「三十二神將」一體尊奉，並與「三十二神將」之首的韋馱平起平坐，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同化力。道教也不示弱，把關公封為「護國真君」、「協天大帝」等。五代時期，民間除塑關羽神像外，還懸掛畫像以祀之。
3．關公文化的社會教化功能
關公文化的產生已越千載，對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成員的思維、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的社會教化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信義為本。關公的這種高尚品質充分體現在中國封建社會和現實生活中(包括海外炎黃子孫之間和與其他民族交往活動)。中國人的信義為本、輕財重友是獨具華夏民族個性的特徵之一。做買賣講信義，日常相處講信義。輕財才能仗義，才能在危難中互相扶助，俗謂「買賣不成仁義在」，這是中國商人或社會成員間穩固的社交文化心理體現。
②忠誠為貴。忠君孝親重友是忠誠的具體表現。關公對先主劉備和漢室的耿耿精忠，得四海之譽，受三教之尊，開兩儀之明。後世廣其內涵，忠於君，忠於父，忠於家庭，忠於事業等。忠與誠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不可分割，所以人們在生活中把「忠誠」這個傳統觀念辭彙淳化得更具體、更普遍，實現了社會教化意義上的昇華。
③報效家國。封建時代，士子青燈苦讀，希望得第為官光耀門庭，報效家國。也有的從戎戍邊，馳騁疆場，建功立業。岳母為岳飛刺「精忠報國」四字，體現了當時社會民眾報效國家的心態。不論是封建時代，還是現代，愛國是每一個中國人永恆的主題。關公神勇是歷史造就的，是千百年來傳統文化與民眾的價值取向共同鍛鑄的民族精神，它鞭策著中國人報效家國的社會行為。
另外，海外華人敬奉關羽為「安家保身」的護法神和武財神，這也是關公信仰文化得以傳承古今的因素之一。關公文化的社會教化作用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