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今天的人來講，出門旅遊不算什麼難事，高鐵地鐵大飛機，想去哪裏就去哪裏。不過對於「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的古人來講，想出門旅行可沒那麼容易。
先不說是否有錢有閑，古人旅遊的第一道障礙首先是身份限制。也就是說，不是隨隨便便什麼人都可以說走就走、上路旅行的。
自春秋時期開始，我國古代就開始推行嚴格的戶籍制度以保證稅收（主要是征糧）和抓丁，到秦國時這一制度已經非常完善了。自商鞅的保甲連坐法起，普通民眾就沒有了隨意遷徙的權利。沒有許可隨意離開住地的民眾，被認為是脫籍，是嚴重的大罪。到後世，也有專門的名詞來定義這樣不受官府戶籍管轄的民戶，叫「流民」。
想遷徙也可以，不過要審批。秦法中審批的資料難找，但漢朝的案例容易些。漢承秦制，我們能看到一些端倪。以下是《居延漢簡甲乙編》的記載：
「永始五年閆月己巳朔丙子，北鄉嗇夫忠敢言之，義成裏崔自當言為家私市居延。謹案：自當毋官獄征事，當得取傳，謁移肩水關、居延縣索關，敢言之。」
所謂官獄征事，就是說沒有服勞役、兵役或徭役，也沒有罪案在身，而且已繳納賦稅。這些都辦完了，才能由「嗇夫」出面辦理，「為家私市居延」。所謂「當得取傳」，也就是要辦遷徙手續。要是想為了趕個集靜悄悄離開一兩周，那是不可能被允許的。
士子的情況稍有不同。先秦士子要跑路，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遊學。但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士子之所以能被稱為「士子」，是因為他們多少都有一些貴族傳承，不是普通平民。身為貴族，他們不用服役，也有一定的刑罰豁免權，顯然他們的人身自由相對多一些。但是他們的往來也需要嚴格的登記制度，持符為憑據，出入關都需要造冊記錄。比如《秦律雜抄》對士子遊歷，有專門的遊士律加以約束：
「遊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
事實上後世多少有些類似的情況。讀書人的趕考和遊歷都比平民要容易很多，特別是明朝開始將民眾按「戶」分類之後。讀書人是其中的特權階層，一旦成了生員，那麼享有的特權遠多於平民。比如不用承擔徭役，不能被隨意用刑，可領取生活津貼等等。有了這些，無疑讓讀書人的生活輕鬆了許多。加上很多讀書人出自書香門第，世代讀書為官，家境都算殷實，也有龐大的關係網。一般這種人出遊，盤纏什麼的不是問題，即使囊中羞澀，也可以找到一些父輩同窗資助一下。當然，徐霞客先生的情況比較特別，不在此列。
有了出遊身份，如何行腳呢？
有錢的，可以雇個馬車或買馬，沒錢的，就只能走路了。有些人還可能以權謀私，就是利用官府的驛站提供一些食宿上的支持，注意：這是靠關係，不是嚴格合法的途徑。
也有坐船的，「孤帆遠影碧空盡」即為明證。當然，也有像乾隆那樣大張旗鼓坐船下江南的，只是這架勢不是我等草民能享用的。
飲食方面，除了靠客棧打火，還有路菜。清朝尤其流行，各類奶油小果子，以及可以長保不腐壞的便利食品。
各類客棧、驛館，就是為行旅服務的，還孕育了那句偉大台詞：「客官，打尖還是住店？」
不過比起今天的「到此一遊」，古人旅遊倒是留下了不少佳話。
像東晉的王子猷，在山陰的時候，夜裏忽然想起在剡溪的好朋友戴逵，於是連夜去訪，乘舟一夜而至，到了朋友家門卻掉頭返回。別人問他，他說，我乘興而來，今興盡而返回，有何不可？
「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常乘鹿車，攜酒出遊，使人荷鍤相隨，曰「死便埋我」……有人問唐人鄭綮有無新作，他說「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李賀也有類似經歷，偶有所得，即投入隨行的錦囊中。看心情四處溜達出長安的李白也算在內。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見，古人是把旅遊與讀書放在同樣重要的位置上的，把旅遊也當作開闊眼界、增長見識的重要途徑。
酈道元為了寫《水經注》，先後兩次隨北魏孝文帝出遊，歷時兩年，行程萬里，不僅考察了沿途的山山水水，所到之處還拜訪許多耆老宿紳，參觀許多歷史遺跡，使他大開眼界，頭腦裏充實了大量前所未聞的新鮮材料，為他日後撰寫《水經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徐霞客若不是遊遍中國，哪有洋洋60萬言的《徐霞客遊記》？
有人出遊是為了避亂求生，有人出遊是為了快意人生，前者如杜甫顛沛流離，後者如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李白動輒「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髪弄扁舟」，「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這才有了一首首膾炙人口的好詩。有人遊是因為謫貶，如蘇東坡。如果蘇東坡終老京城，我們文學寶庫裏，就少了多少輝煌燦爛的宦遊詩啊。
當然，那個騎白馬，帶著猴子、豬、挑行李的，一路奔波西天求學的，也算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