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李鴻章在寫給曾國藩的信裡面表示：「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他把時間點抓得真準。剛好百年後的一九六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原子彈試爆，象徵著中國已經有辦法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蘇聯早已在一九六○年就把技術人員給撤走了）發展先進武器計畫。從那之後，中國持續改善其軍事能力，如今它更是砸下重金來開發戰艦、核子潛艇、導彈系統、軍事衛星與隱形轟炸機。中國的軍力擴張得如此之快，甚至讓該國領導人不得不為了安撫世人而屢屢向全世界喊話。就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法演講中所說的：「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許多人都感到戒慎恐懼。畢竟，中國先前的明、清兩朝，都是穩固了國內的政局後，就開始對外發動大規模擴張戰爭。好戰的明朝永樂皇帝（一四○三∼二四年在位）就是憑藉著精良的火器部隊南征安南（越南），北討韃靼（蒙古），甚至還派遣艦隊遠渡重洋，干涉那些與中國相距千萬里的國度。相似的，從清初以降到清朝中期，康熙皇帝與繼任的幾位皇帝也曾入侵過西藏、揮兵中亞，後來並且對安南、緬甸與廓爾喀（尼泊爾）發動攻擊。明清兩朝之所以能震懾潛在的敵人，長時間稱霸東亞，持續有戰事發生是原因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怎樣使用它的武力？這是任誰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但看來它似乎不太可能變成像清朝那樣的霸權，對外擴張版圖。事實上，近年來甚至還有一些中國思想家宣稱，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所謂「新戰國時代」──而且這一次不光是它自己，是全世界都身處其中。這論調也許太悲觀，但中國似乎是從十九世紀以降直到現今，就開始回歸到中國歷史上比較標準的發展模式：也就是戰亂頻仍，因而促成了深層而且蓬勃的軍事革新。現在中國的處境也許的確不太像原來的那個「戰國時代」（西元前四七五∼二二一年），而是比較像我所謂「宋代的多國交戰時期」（Song Warring States Period，西元九六○∼一二七九年）。在那一段時期，中國的戰事並不如戰國時代那樣頻仍，但宋、遼、西夏、金、元等各朝共存於一個持續激烈對立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結果，中國在「宋代的多國交戰時期」變成了一個頻頻進行軍事創新的國家，當時共存的各朝也就成為火藥科技以及許多其他科技的領先者。在西元九○○年以降到十九世紀末的所謂「火藥時代」裡，此一領先優勢持續了五百年之久（從第十世紀到十五世紀中葉）。儘管火器早在一三二○年代就已經流傳到歐洲，但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歐洲人還沒辦法像中國人那樣有效地把火器用於戰場上，這就是為什麼十四、五世紀時明朝部隊裡銃手（槍手）的比例會遠遠高於歐洲各國。事實上，歐洲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從一三八○年以降就在大砲科技方面取得了領先地位，但這可能是因為歐洲城牆的厚度遠遠不如中國的城牆：正因為城牆可以用大砲轟破，所以歐洲各國領袖才會把大筆必要的資金用來製造、維護與佈署大砲；但在中國，因為城牆轟不破，所以不值得投入經費來研發大砲。一四八○年之後，各種尺寸的歐洲大砲的確已經變得比中國的大砲更有威力，但是到了一五二○年代，中國又把這個科技上落後於歐洲的劣勢給克服了，此後一直到十八世紀才再度出現劣勢──而這也就是我們所謂「軍事大分流現象」（Great Military Divergence）出現的時候。
大分流現象的原因為何？許多史家曾試圖說明此乃受根深蒂固的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向來強調「君子動口不動手」，因此寧可不打仗；儒家學者不屑關注軍事事務；中國文人一向討厭向外夷借鑒學習；又或者是中國在明初就犯下了某些學者所謂「決定歷史發展的錯誤」（epic mistake），把注意力聚焦在國內，與整個世界隔離。如前面各章所述，這些解釋都有問題，充其量都是些不夠充分的論述。儘管中國早早就進入了儒學當道的時代，但至少在十八世紀之前，歷朝各代的軍事革新活動依舊熱烈進行著。此外，雖然許多人主張中國從十五世紀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但還是有大量證據顯示，在十五世紀以後仍有許多官員願意對外來科技採取開放的態度。十六世紀初，中國的知識分子初次發現了歐洲的「精良大砲」，他們立刻開始加以採用並且改良，製造出各種尺寸與風格的大砲，但仍然保留「佛朗機砲」的原名。到了一五五○年代，中國的統治者欣然採用大口徑的前膛砲與火繩槍，並且在一五五○年代就讓他們的火槍手用知名的火槍陣來進行演練──他們採用火槍陣的時間點遠遠早於火槍陣在歐洲各國與日本出現的時間。十七世紀初，「紅夷砲」透過荷蘭人與英格蘭人傳入中國，也被中國人採用，另外由葡萄牙與西班牙製造的類似形制的大砲也是。中國本身就具備先進的鑄造技術，所以才能夠如此有效率地仿鑄這些大砲，以至於這些仿鑄品在某些方面居然比歐洲大砲更為優異，所以亞洲殖民地的歐洲官員在設置鑄砲廠時，甚至會延聘中國的鑄砲匠。
東亞在早期現代（從十六世紀初到十八世紀初）之所以能夠與歐洲各國保持勢均力敵，原因之一就是這種仿鑄活動的存在。然而，我們還是必須承認歐洲在兩個方面握有關鍵優勢：首先，事實證明歐洲各國的砲艦比中國的戰艦更為優越。不過，這並非足以影響勝負的壓倒性優勢。中國的海軍將領們還是可以把船駛入淺水區、發動偷襲或者使用火船，以各種攻略打敗歐洲部隊。此外，在十七世紀中葉時，中國的軍事將領們已經有辦法製造出類似於歐洲砲艦的戰艦。他們之所以放棄這一項將海軍現代化的計畫，並非因為中國的科技程度不夠，而是地緣政治環境改變了。官拜「五虎游擊將軍」的明朝海軍將領鄭芝龍於一六三三年（崇禎六年）擊敗荷軍後，中國再也沒有必要發展遠洋海軍軍力，而且明朝主要的外患原本就是來自於滿人，並非歐洲人，滿人向來不擅長水上作戰，因此只要有傳統的中國戰船就夠用了。一六六一∼八年（南明永曆十五到二十二年）的明荷之戰期間，歐洲的海軍優勢扮演了關鍵角色，但鄭氏政權還是打贏了。歐洲的第二個優勢來自於先進的堡壘設計能力。儘管中國的知識分子曾經在十七世紀進行過歐式砲壘的實驗，但最終都沒有辦法為中國人的城牆文化帶來持續性的改變。所以，當東亞的部隊在十七世紀中葉對俄國人與荷蘭人興建的堡壘發動攻勢時，才會陷入困境。雖然這兩支東亞部隊最終都攻下了堡壘，但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且從戰役的詳細紀錄看來，中國的指揮官都不懂得如何攻打這種堡壘。所以，軍事革命論者向來強調歐洲砲艦與文藝復興堡壘的重要性，這是正確的。近來有些人想要把這種解釋模式貼上「過時」的標籤，我想還是言之過早。軍事革命模型還是能幫助我們找出問題，並確定問題範圍。當然，在比較西方與非西方戰事時，我們本來就必須小心翼翼，而且有些學者還主張，軍事革命模型並不適用於西歐以外的地區，因為這種模式是用一種概括性的觀點去評估某個國家的武力有多強大，所以都是聚焦於某些特定的技術與科技（像是船艦、大砲、火槍、碉堡與演練），但這些東西都只是在西歐有效，其他地方不見得能派上用場。但我們該注意的是，儘管這世界的確很複雜，而且每個地方脈絡都需要不同的解決方式，但最為引人入勝的是，東亞的軍事發展模式與西歐國家之間的確存在著許多令人驚訝的相似性。中國之所以能夠擊敗歐洲，並不是因為他們採取有別於歐洲的軍事行動，而是因為他們的做法往往跟歐洲一樣，或是做得更好。
如前所述，中國會使用類似於歐洲的火槍陣，而他們的朝鮮（韓國）友軍甚至能更有效率地應用火槍陣；同樣引人入勝的是，這種新的火槍陣演練趨勢帶動了一股軍事出版風潮，十六、七世紀期間，中國有許多兵書印行，在歐洲也有許多軍事手冊問世。從一五五○∼一六四四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到思宗崇禎十七年），至少有一千一百二十七本兵書在中國問世，而且出版量持續成長，到最後在戰事頻仍的一六二七∼一六四四年（崇禎朝）來到了最高峰：每年有四十二本兵書出版。歐洲史家向來認為歐洲的印刷革命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而且史無前例的。這也許沒有錯，但我們也必須多多注意東亞地區同樣有過一段豐富的出版史。因為雙方都面臨了戰爭的存亡之爭，這種壓力似乎也促使歐洲與東亞在其他方面產生類似的結果：像是把部隊的軍官人數比例提高、重新檢視對於騎兵的依賴性，並且讓火器部隊與傳統武器部隊進行更緊密的融合。除了這些類似的發展之外，跨國軍事交流也來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峰。在東亞與歐洲勢均力敵的時代，明朝、清朝與朝鮮的統治者都非常歡迎外國專家。耶穌會會士把歐洲的軍事技藝論述翻譯成中文出版，朝鮮部隊裡有中國人、日本人，也有荷蘭人，明朝將領也聘請日耳曼與丹麥顧問來提供戰術與戰略方面的建議，而且當然還有許多我們在書中描繪過的科技交流。學者黃一農引用了許多紮實的史料來說明，無論是在十七世紀、或是十九世紀的「自強運動」期間，中國都曾大量採納借用西方科技。儘管我們一般都認為十九世紀的「自強運動」是失敗的，但十七世紀版的「自強運動」無疑是成功的，那是中國與歐洲仍然勢均力敵的時代。
有些學者主張，光從中國採納借用歐洲科技這個事實看來，就可以印證歐洲握有較為優越的軍事實力。但這說法未免太過簡化。誰不會借用與改良別人的東西？透過其他亞洲國家的轉介，歐洲人才得以採納中國的火器科技，而各種火器的設計概念又在歐洲各國之間互相流通，西班牙、義大利、法國與勃艮第公國等國家都曾這樣，而且西歐與鄰近地區之間也有非常重要的交流活動，其中最顯著的包括北非與西亞。並且，不光是東亞各國，整個亞洲包括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南亞、東南亞地區都地很快就把歐洲的槍砲給學了起來，而且跟歐洲各國一樣，亞洲各國一樣也會彼此交流。例如，印度半島東岸成為大砲與火繩槍的主要生產地區，而這個過程似乎是從葡萄牙人抵達印度洋地區以前就已經開始的，或至少是在他們抵達後沒多久就開始，而且進行得很快。火繩槍很快就在整個亞洲傳播開來，而且有證據顯示，火繩槍一開始並非由歐洲人帶到東亞，而是東南亞人──或者是因為日本人與中國人到東南亞做生意，才會把火繩槍帶回東亞。從一些證據看來，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歐洲的大砲上：把歐洲大砲帶到東亞的，並非歐洲人。總之，即便當時歐洲人曾經握有軍事優勢，但也沒能持久。在與歐洲勢均力敵的時代裡，東亞各國也正在進行快速的創新活動，而且成效卓著。這個時代每次歐洲與亞洲國家交戰都被打敗──即便我們把人數優勢考慮進去，亞洲部隊的表現還是比較好。
中國之所以軍力強盛並不只是因為中國的科技實力與歐洲相當。國家治理能力也是個關鍵：中國政府有辦法維持龐大的常備部隊，進行密集的演練活動，並且以先進的後勤補給體系來支援部隊。這一點特別能用來印證大清帝國的表現，也就是說它在後勤補給方面的創新不但幫助清軍擊敗了俄國，也征服了那些世界上最難以抵達的地區，並且一勞永逸地擺脫了中亞與北亞遊牧民族的威脅。也許大清帝國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它太過強盛了。如同中國史權威濮德培與魏斐德所主張的，清朝建立了史無前例的霸權，因此完全不會受到外來刺激，也就不會進行軍事創新。在清朝的大和平時期（一七六○∼一八三九年，即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到宣宗道光十九年）裡，中國的軍力大幅萎縮，而在同一時期裡歐洲各國軍隊的人數、組織都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擴張，軍事科技的先進程度也來到史上之最。結果，軍事大分流的現象就此產生，這個時間點完全吻合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羅伯．馬克斯（Robert Marks）與王國斌等人所謂的經濟大分流現象。近來更有研究指出，其他亞洲地區，例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印度半島，也都是在這段時間內開始大幅落後於歐洲。然而，大分流這個現象的重要性並非在於它的時間點，而是其根源。傳統學派認為大分流的根源深植於過去，而且是因為歐洲出現了許多複雜的發展才會遠遠超越亞洲，例如私有財產制、獨立的城市、布爾喬亞階級的崛起，還有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等等。他們主張，這些有別於亞洲而且根深蒂固的文化與體制，是歐洲能夠獲得獨特發展動能的源頭。他們說的沒錯嗎？也許吧。但如果我們聚焦在軍事史上，似乎可以看出那些動能都是緊接著在戰爭爆發後出現的。就前半段火藥時代而言（從九○○到大約一四五○年），東亞的確是戰亂頻仍，而且戰況激烈，這讓東亞成為軍事創新的中心。從一四五○到一五五○年，中國明朝進入了相對來講較為和平的時期，軍事創新腳步放慢，西歐各國卻因為受到戰爭刺激而出現許多軍事創新。一五五○年以後，東亞又陷入戰亂頻仍的狀態，所以東亞與歐洲又都開始加速創新，而且各國的科技交流非常快速。這種歐亞之間勢均力敵的狀態一直維持到十八世紀中葉。然而，從一七六○到一八三九年之間，東亞各國的戰爭大幅減少，相較於歐洲，中國的軍力大幅減退。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軍力強弱與戰爭發生率的相關性，但也別忘了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會造成影響：國家治理能力、知識網絡、經濟組織、財政體制、通訊與運輸的基礎建設等等，在此毋庸詳述。戰事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現象，但並非每件事都適用。
在撰寫這本書的前後，我的確開始相信某個軍事以外的要素扮演了特別關鍵的角色，促成軍事大分流現象。過去在課堂上教中國史的時候，我曾跟學生說，某些學者主張明清時的中國沒有科學可言，但這是言過其實了：事實上，考證學派注重尋找證據，這就類似西方科學，而且在彷彿汪洋大海般廣博的中國思想寶庫裡，有許多關於自然的著作，只是太多人都過於輕視它們。中國在帝國時代晚期曾經發展出充滿生命力的思想活動，只是向來被低估了──這種說法當然沒錯，但如今我發現自己同意中國史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的說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論及自己在觀念上的改變。他覺得，十七世紀歐洲發生了一件「極其戲劇性的事」：我絕對不會輕易忘記自己第一次讀到（魯道夫．雅各．卡梅若[Rudolf Jakob]Camerer）所寫《論植物的性傾向》（De sexu plantarum epistola，一六九四年出版）時的體悟。這本書的篇幅雖少，但卻是經典之作。它以檢驗某個概念模式為重點，把相關的觀察與實驗結果予以略述和分析，而且作者的誠摯態度令人折服，因為他把自己成功與失敗之處都列舉出來。這本書是現代植物科學的奠基之作，而且我發現我好像被驚嚇到似的，對自己喃喃自語，好像是說：「那件事就是在這個時候像這樣發生的！」……三個世紀後的我們有了後見之明，所以讀到這段話的時候就知道，通往達爾文的大門此時已經開始慢慢敞開了。
許多傳統派史家認為大分流的根源歷史悠久，而且根深蒂固，但伊懋可認為我們不需要追溯到亞里斯多德或者阿基米德，不過那根源的確是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確立了。科學對於歐洲的經濟大分流現象有何影響？我打算把這問題留給別人去討論，但科學對於軍事大分流的影響似乎是很明確的。以牛頓物理學與波以耳定律為代表的十七世紀科學模式為班傑明．羅賓斯、李昂哈德．歐拉等十八世紀科學家的發現奠立基礎，他們的發現促成了卡倫砲與榴彈砲的發展，而這兩種大砲則是在鴉片戰爭期間發揮了強大的殺傷力。那些發現也讓英軍砲手們可以用一些算式來估計彈道，而且他們的算式納入多種因素，像是風阻，還有火藥反應所造成的氣體膨脹現象。他們對於砲彈爆炸時間的估算準確到匪夷所思，也對敵人產生了致命的效果。清軍的砲手們就沒有這些資源可以使用。英軍之所以能占上風，歐洲的科學實驗傳統是原因之一。當然，我們也可說歐洲科學的輝煌成就本身也是相當偶然的，就像傑克．葛斯通（Jack Goldstone）所主張的：歐洲科學本來也大有可能被宗教與政治威權給消滅，或至少發展會受到阻礙，但運氣站在歐洲人這邊。這論證頗具說服力，不過到了十七世紀末實驗科學已在歐洲站穩腳跟，越來越受到正式體制支持，例如十七世紀中葉以降陸續成立的那些科學學會。葛斯通說，那些能夠讓科學促成工業化發展的條件只存在於英格蘭。這也許沒有錯，但我深信，就像有些學者主張「政治的自主性」，我們也可以說「科學的自主性」。科學會走自己的路，而體制化的科學尤其如此。就軍事創新的案例而言，科學扮演了某種出人意料而且越來越關鍵的角色。羅賓斯發現空氣阻力對砲彈會產生巨大影響，而此一發現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沒有人能預見這個發展。就連羅賓斯本人也很詫異。
東亞的改革者們深知軍事上的先進發展必須以科學為根基，其中又以數學最重要，因為數學為科學之母。如同督辦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楨於一八七○年的一份奏摺裡寫道：「水師之強弱，以炮船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學為本。西洋炮船愈出愈奇，幾於不可思議，實則由厘毫絲忽積算而來，算積一分，巧逾十倍，故後來居上耳。」他與其他清廷官員之所以開設新式學堂，並且安排大批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是為了讓他們「循序而漸進，將窺其（西學）精微之奧」。多虧了這些教育計畫，中國與日本才能成為十九世紀亞洲最厲害的現代化運動推動者。事實上，到了十九世紀末，日本已經變得比中國更為成功，只不過這也有可能是因為它比中國更為好運，德川幕府這個舊政權剛好在適當的時間點垮台了。不過，整個東亞都已經深刻體認到一個道理：國家的影響力與權勢有多大，取決於該國的科學與工程實力，而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之所以比西方國家更快速地增加研發預算，這可說是理由之一。東亞各國不只是與西方競爭，各國之間也會互別苗頭。所以，那所謂「挑戰－回應的動力」到目前仍然持續發揮影響。我們也許並未身處在一個新的戰國時代，但無疑的，目前的中國領導者決心讓國家充滿競爭力，也得到了大多數國民的支持。「勿忘國恥」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不但被刻在紀念碑上，也是講者在集會上大聲疾呼、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諄諄教誨的一句話。儘管中國堅稱該國會「和平崛起」，但我們知道中國這頭睡獅終於警醒了，而且它的統治者們會試圖讓國家重掌明朝與清朝那種霸權。
某些國際關係學者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他們說，國際關係只講求實力原則，而且崛起的強權不可避免的會用自己新獲得的力量來對抗舊的強權。中國的領導人們當然會覺得自己受到其他國家的不合理牽制，尤其是美國。例如，美國的親密盟友台灣向來都被比擬為一艘「絕不會沉沒的巨大航空母艦」，可以把中國的「軟弱要害」暴露出來。中國某位頂尖的軍事戰略專家曾撰文寫道：「解決台灣問題將替中國的和平崛起除掉最後一塊絆腳石。」還有許多潛在問題可能會引爆中國採取武力行動，其中又以南海問題為最。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跟明初與清朝的中國一樣，對外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嗎？回顧人類歷史，多國交戰的狀況到處可見，而且我們也沒有理由覺得那種狀況不可能繼續出現──能讓我們抱持一線希望的唯一理由是：如今我們面臨著許多全球性的問題，因此對於全人類來講，攜手合作可說是前所未見且非常急迫的必要之舉。以胡鞍鋼為例的某些專家預測中國將會成為「某種新形態的強權」，為了「面對經濟、政治、能源與環境的全球性挑戰」而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我們不妨抱持這種希望，也希望中國能找到願意與它合作的國家。長久以來我們人類早已學會了如何兵戎相見，而且非常擅長此道。只是對於和平相處這件事，我們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