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馬，人們心中總會想到大唐長安城裡「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曰看盡長安花」的瀟灑，又或者「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的痛決。可展開《清明上河圖》去追尋北宋東京汴梁城的盛景，卻意外地發現，畫中最多的動物並不是馬，而是驢。城內城外，大街小巷，總能看到驢子的身影。相反，想要找到一匹馬，卻得細細搜尋上一番。
驢多馬少不僅是《清明上河圖》的特徵，更是北宋社會的真實寫照。北宋時，最適宜馬匹生長的天然牧場 - 西北和北方的草原地區都不在疆域之內，政府只能依靠和遼、西夏的貿易以及西南藩族的進貢來獲取良馬。
北宋馬少，對馬的需求可並不少。國家騎兵要用馬，官員富戶同樣愛騎馬。本來有錢人家買馬養馬是尋常事，但在北宋卻成了要命的大事。因為害怕私人買馬出價太高導致政府買不到足夠數量的戰馬，宋太宗乾脆下詔：禁止富人和官員私自買馬。不能買馬又想騎馬，於是租馬業便在汴梁城裡流行起來。
魏泰的《東軒筆錄》裡記載了一個關於租馬的故事：孫良孺是宋仁宗時主管開封府刑獄訴訟的小官，喜歡擺官威，每次出門一定要租馬。租馬之前，趕馬人總會詢問客人是單程還是往返，根據行程來定租金。有一次孫良孺負責押運犯人到法場行刑，又去租馬。趕馬人問他去哪裡，他回答：「上法場。」趕馬人又照例問了一句：「那您去了還回來嗎？」惹得周圍人都哈哈笑。
養馬對北宋政府來說也是一道難題。一開始，政府把馬匹統一來放牧，但花費巨大，得不償失。於是政府又想出一種新的養馬方式：官馬民養。即以免除賦稅的優惠，來鼓勵民戶飼養官馬。但如果馬匹死去，民戶也要承擔相應責任。這一政策重新燃起了民間養馬的熱情，北宋馬匹的數量因此有了一定增長。《清明上河圖》開篇所畫城郊那匹被人追趕的奔馬，說不定就是當時汴梁民戶所養的官馬。
北宋學者王得臣所著《塵史》中說，宋神宗熙寧以前的汴梁城中租驢業發達，熟人見面都在驢背上打招呼，熙寧以後，人們就改為騎馬了。這說的就是北宋官馬民養後馬匹增多的情形。然而北宋缺馬的狀況只是稍有緩解，並未根除。所以《清明上河圖》上，騎驢人並不比騎馬者少。
北宋時，幾乎家家戶戶都養驢。有人說，驢是宋人的吉祥物，趙家的功臣。傳說在宋太祖趙匡胤未發跡之時，襄陽寺院有一位老僧人慧眼識英雄，將寺中唯一一頭驢贈送給他，使他得以騎驢前往北方投軍，從此趙匡胤對驢情有獨鍾。
宋太宗趙光義也有這樣的幸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趙光義御駕親征攻打幽州城，不幸在城下遭到遼軍的突襲，倉皇間和大部隊失散。太宗身受箭傷又丟了戰馬，這時幸虧找到一輛驢車，讓他擺脫了追兵，否則就成為契丹人的階下囚了。
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也愛驢，一來養驢騎驢價錢便宜，二來又可追隨「杜少陵騎驢客京華」的意境。騎驢在他們心中意味著清貧與落魄，同時也象徵了操守和灑脫。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記載了不少北宋的官場軼事，其中就有一個「賣馬換驢」的故事：宋真宗時，陝州法官劉偁在卸任後囊中羞澀，於是把做官時的馬匹裝備全部賣掉當盤纏，買來一頭毛驢騎著回鄉。陝州詩人魏野一生愛好穿白衣騎白驢，自然將這位劉大人視為同道中人，於是寫詩贈別：「誰似甘棠劉法椽，來時乘馬去騎驢。」一時傳為佳話。而據史料記載，王安石罷相後也日日與驢為伴，寄清於江寧的山水之間，吟詩參禪，不再過問政事。大畫家李公麟前去拜訪後，有感而發，回家後畫了一幅《荊公騎驢圖》想送給他。可惜當李公麟完成畫作時，王安石已經去世，再不能騎上他鍾愛的驢子呈現畫中場景了。
驢在宋人眼中，不僅是可以和馬匹相提並論的乘騎工具，更是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幫手。驢子性情溫順，既善於拉磨，又參與運輸。洪邁的《夷堅志》裡記載了一位叫許大郎的京城磨坊主，連開三間連鎖磨坊，成了大財主。許大郎的成功，除了依靠他的經濟頭腦之外，最大功臣就是他買來役使的三四十頭驢子。細看《清明上河圖》中的驢子，有的組成運輸的隊伍，有的馱著沉重的口袋，有的拉著滿載的串車……似乎每頭驢身上都背負著汴梁城經濟的希望。
資料來源：中華遺產《復活清明上河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