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文化造極的時代，這是文人的時代，這是人人可以踐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路的時代。從武人造就的亂世中走出的宋朝，特別重視文治制度的構建，他們創造了怎樣的制度而造就了《清明上河圖》的盛世？
在今天的開封市博物館中，有一通石碑，上面刻著從北宋建國的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到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期間，曆任開封府行政長官的名字，這就是著名的《開封府題名碑》。在石碑上，人們可以找到不少熟悉的名字：范仲淹、歐陽修、蔡襄......
從這刻在石頭上的北宋「首都市長」名單上，可以看出宋代確實是一個重用文士的朝代。因為就在北宋稍前的五代時期，「京兆尹」也即首都行政長官，通常都還是由兼有軍職的皇儲擔任。整個社會盛行的也是重武輕文之風，人們相信手中的刀劍就是權力的源泉，「至如毛錐子（即毛筆）焉足用哉」。讀書人的地位，可以說低到了不能再低。
而這樣的風氣能夠扭轉，還得感謝宋太袓趙匡胤，以及一名武將。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過這樣一件事：宋建隆元年（西元960年）四月，也即趙匡胤登基的頭一年，時任京城巡檢的禁軍將領王彥升，在夜間巡邏時突然造訪宰相王溥私第。王溥「驚悸而出」，小心詢問來意。王彥升回答說，自己只是「此夕巡警困甚，聊就公一醉耳」。大半夜找酒喝當然只是藉口，王彥升的真實意圖，還是想「求貨」，也就是訛些銀錢。但王溥畢竟是歷經兩代四朝的元老重臣，假裝沒聽懂王彥升的弦外之音，僅僅「置酒數行」，便將他打發走了，轉頭第二天就找趙匡胤告了狀。趙匡胤一聽，勃然大怒，將王彥升貶到了唐州（今河南唐縣）作知州。
太祖皇帝之所以大動肝火，是有深層原因的：宰相尚且不免被蠻橫的武將驚嚇，其他文臣的待遇，不問可知。為了徹底扭轉這股野蠻風氣，趙匡胤很快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文臣的地位：首先全面推行以文馭武，在中央以文臣出任執掌兵權的樞密使，並明令在京禁軍將帥不得干預文臣職事；在地方則以文士充當知州、知縣、通判，執掌地方民政；其次，給文臣極為優厚的待遇，俸祿充裕，升遷優先。此外，太袓還擴建了自後梁時期開始就備受冷落的國子監孔廟，並多次率群臣以大禮拜謁。武將出身的天子，卻對孔子奉行如此高規格的禮儀，這是再強烈不過的「文治」信號。建隆三年，太祖又在太廟中為後世子孫立下一個「太袓誓約」，誓約三事，其一就是「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相當於為文官撐起一把世代保護傘。
太袓的政策很快有了效果。曹彬，是宋太祖時期的名將，在開寶九年（西元976年）因攻滅南唐的軍功榮升樞密使，是宰執一級的高官，但每次在道中遇見士大夫的車馬時，必「引車避之」，讓對方先過，以示尊重。從以宰相之尊被武將欺凌驚擾，到被最高職位的武臣禮讓尊敬，足見文官在宋代官僚體系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到太袓末年就已經全面確立。而這種優越性，終宋一代未有更改，以致宋人常不無自豪的說，本朝乃「官人世界」也。
資料來源：中華遺產2016-01《復活清明上河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