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農業害蟲種類繁多，尤以蝗蟲、螟蟲和為害最烈。春秋戰國時期，蟲害同水、旱、風霧雹霜、癘（即災疫）並列為國家「五害」之一，並在政府中設官掌管治蟲。當時已知的若蟲和成蟲之間的區別及其相互關系。《禮記·月令》多處談及氣候異常會引起蝗、螟災害，說明漢以前對害蟲發生的條件已有所認識。至於歷史上創造的各種害蟲防治方法，則一直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上進行植物保護的主要手段，其中有的至今沿用，且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早期的簡易方法及其發展
人工撲殺，包括撲打、捕捉、燒殺和餌誘等，是最原始、簡易的防治方法。《呂氏春秋·不屈》中有人工撲打害蟲的較早記載：「蝗、螟，農夫得而殺之。」漢平帝時曾對捕得蝗蟲者以石觴（即斗）受錢。唐開元四年(716)采用開溝和火燒相結合的方法治蝗，收到了「捕蝗百萬餘石」的效果。宋景祐元年(1034)采用掘取蝗卵的方法除蝗；清代周燾《敬籌除蝻滅種疏》認為捕成蟲不如捕若蟲，捕若蟲不如掘蝗卵；李秘園《捕蝗記》認為一天之中要抓住蝗蟲「三不飛」，即早晨沾露不飛、中午交配不飛、日暮群聚不飛的時機進行撲打最有效等，說明已知根據害蟲的發生規律和生活習性進行防治。
為了提高捕殺效率，清代還創造了專治稻苞蟲的竹製蟲梳和專治粘蟲的滑車等。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華北有的地區仍在沿用光誘和燒殺的方法，在周幽王時已有采用。用餌誘方法除蟲的記載，首見於漢代崔鏐《四民月令》，書中提到用包過或插過炙脯的草把，插置瓜田四角以誘治蟲蟻。
農業防治法的產生和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除人工撲殺防治害蟲外，還創造了農業防治方法。即有意識地通過農業栽培技術措施，以加強或創造有利於作物生長發育、不利於蟲害繁殖的環境條件，從而達到避免或抑製蟲害的目的。
《呂氏春秋·任地》指出，精耕可以起到除草和消滅害蟲的作用，並認為得時的麻不怕蝗害，得時的大豆和麥不生蟲，強調了適時栽植的防蟲作用。宋代以後對於除草與防蟲的關系，認識更加明確，《農書》明確提到桑田除草的目的之一是防蟲。明末《沈氏農書》更進一步認識到雜草是害蟲越冬和生息的場所，強調了冬季鏟除草根的除蟲作用。通過選育抗蟲作物和抗蟲品種防治蟲害，北魏中已見記載。該書收錄了86個粟的品種中有14個系「免蟲」品種。南宋董煟《救荒活民書》引北宋吳遵路的經驗，根據蝗蟲不食豆苗的特性，提倡廣種豌豆以避免蝗害。後來許多治蝗專書都有類似記載，並指出除外，綠豆﹑豇豆﹑芝麻﹑薯蕷，以及桑﹑菱等10多種蝗蟲不食的作物。明清時期，制度被列為害蟲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指出，種棉兩年，翻稻一年，則蟲螟不生，超過三年不輪種則生蟲害。《沈氏農書》認為種芋年年換新地則不生蟲害。清代蒲鬆齡《農桑經》主張豆地宜間種麻子，認為麻能避蟲。
生物防治方法的產生和發展
古人對昆蟲的天敵早有觀察。《詩經·小雅》載有名叫蜾贏的細腰蜂經常銜負螟蛉的幼蟲，南北朝時陶宏景《名醫別錄》指出這是一種寄生現象。《爾雅·釋鳥》注意到矦鷯剖葦、啄木鳥捉蟲的習性。《南方草木狀》說嶺南一帶柑農常到市場連窠買蟻防治柑橘蟲害，是世界上以蟲治蟲的最早記載。
隋、唐、宋、元時期，進一步認識到保護青蛙在害蟲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並采取了嚴禁捕蛙等措施。
關於保護益鳥，《禮記·月令》已載有不準在早春時節探巢取卵、捕殺雛鳥的禁令。漢隱帝乾佑年間，鑒於鸜鵒鳥能吞食蝗蟲，曾頒令禁捕。據晉代黃義仲《十三州記》記載，上虞地方因雁能為民田食蟲除草，對違禁捕捉者處以刑罰。此後，明代利用家鴨防治稻田蟛蜞和蝗蝻等的為害，也是古代人民的一種創造。
藥物防治和其他方法
中國古代用於防治害蟲的藥物種類範圍頗廣：植物性的有嘉草、莽草、牡藾等；動物性的有蜃灰、蠶矢、魚腥水等；礦物性的有食鹽、硫磺、石灰、砒霜等。施用方法也多種多樣，包括混入收藏、拌同種子種植、浸水或煮汁灑噴、點燃熏煙、直接塞入或塗抹蟲蛀孔等。
此外，古代還有許多通過收獲物處理和種子預措以防蟲害的方法，如漢代王充《論衡》提到麥種，必須烈日曬幹然後收藏；《農政全書》提到棉子用臘雪水浸可以防蛀；《豳風廣義》和《農鋩便覽》等提到用沸水和雪水冷熱交替浸種可以防病防蟲等。
防治經驗的總結
中國古代由於蝗害居一切蟲害之首，歷代政府不僅在防治技術上采取了多種措施，而且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形成了治蝗的法規。宋代頒佈的「熙寧詔」和「淳熙敕」，可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治蟲法規；董煟《救荒活民書》記載的「捕蝗法」可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捕蝗手冊；金代泰和八年（1208）繪製的「捕蝗圖」則是世界上最早的捕蝗宣傳畫。在治蟲規律的探索方面，明代曾根據歷史統計和實地調查，基本劃定了中國的蝗區，提出了從生態上消滅蝗蟲滋生基地的正確主張。清代史茂認為治蝗工作應該「未發塞其源，既萌絕其類，方熾殺其勢，是故生長必有其地，蠕動必有其時，驅除必有其人，撲滅必有其器，經畫必有其方」，對傳統治蝗經驗作了很好的概括，至今仍有參考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