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士──輕於鴻毛,重於泰山

生而為士──輕於鴻毛,重於泰山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論語.里仁》) 早於春秋時期,孔子對「士」的典範已有定義,就是以天下為己任,對社會政治有一理想的訴求,希望弘道於世。是次「雙城之旅:北京巴黎之旅」所見所聞甚豐,筆者於不同的博物館及歷史遺蹟中,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不同的崗位,以多樣的方式對社會作出貢獻及影響。

著書存史,流存見聞──一戰中國華工 孫幹

在法國東北索姆部諾萊特村,有個長眠着842名華工的墓地,他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遠赴歐洲十四萬華工的一份子。這些華工不是一戰戰場的上陣士兵,但對協約國卻起了後勤補給的作用,更是中國出席巴黎和會重要入場券。這些華工默默無聞,卻意義重大。當時,孫幹──一位山東任職教員,他為了「出國考察」而自願前往歐洲做華工。曾為教師的孫幹,眼見華工有賭博惡習,便自發在華工群體中以各種形式宣傳賭博的危害,他又為文盲華工代寫書信,漸漸孫幹成為華工隊伍中的骨幹成員。而他最大的貢獻,是詳細記錄了2年多來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包括一戰時期歐洲地區的軍事對壘、先進的武器裝備、當地的教育風俗等。後人把他的兩本日記編輯成《歐戰華工筆記》及《世界大戰戰場見聞記》,成為非常珍貴的一戰赴歐華工文史資料。

孫幹自薦為華工並非為了生計糊口,而是透過體驗歐洲文化風俗,取其優點並用於中國社會,令中國社會得以進步。孫幹回國後致力於辦學,根據他赴法期間對鄉村教育的考察,最後於山東創辦了一所鄉村女子學校。身為知識分子的孫幹,他對於自身要求,就是充當記載歷史、傳播文化的載體,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自覺責任。a6 2

啟蒙傳道,作育英才──蔡元培

北京大學紅樓被喻為孕育五四運動的搖籃。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蔡元培莫屬。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理念,作為校長帶領北京大學經歷十個寒暑。他改良學制,廢科而成立系,由教授治校,推動大學自治。蔡元培上任即為北大教師進行「換血」:他聘請了《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聘請李大釗、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邀請梁漱溟講授印度哲學;聘請徐悲鴻任畫法研究會導師。他令北大學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北大既有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也有主張恢復帝制的辜鴻銘、劉師培。他聘請教員只求學問、能力,不問思想、派別。作為知識分子,他做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之胸懷。

在蔡元培的帶領下,北京大學培育了一群重視道德的實踐,具有捨身取義使命感的知識分子。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大學子組織了這場運動,數人因此被捕。他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並聯絡其他13所大專院校校長與北洋政府交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與支持。最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五四運動成功了,但蔡元培卻為保全北大而辭職。他在《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中說:「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這正如余英時先生指:「現代觀念中的『知識人』,必然同時也扮演著社會批判者的角色。」知識分子不單是學術的繼承者,也是道德的追求者。面對社會、政權上的不公義,蔡元培體現了「通古今,辯然否」,對時事進行批判的風骨。

為國效力,據理力爭──陸徵祥、顧維鈞

在比利時的魯日聖安德肋修院,埋葬了一位民國時期叱吒一時的中國外交家──陸徵祥。陸徵祥是袁世凱政府的外交總長,曾參與簽訂《二十一條款》,亦是出席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外交總長。歷史對這位精通多國語言的知識分子評價好壞參半,有說他是簽訂《二十一條》的賣國賊,有說他是於巴黎和會拒簽和約的英雄。陸徵祥於巴黎和會後辭職,隱修於比利時修道院,看似從此與中國無緣。實際上,陸徵祥的愛國情懷一直未有改變。參與簽訂《二十一條款》令國家主權受損,他感到無限的懊悔自責,這是源於他愛國之心。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只能退而求其次拒絕簽字後辭職,這使他灰心失望。於二戰期間,已為修士的陸徵祥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向歐洲呼籲世界支持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義鬥爭,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陸徵祥得悉祖國一雪前恥時表現十分喜悅……以上種種皆見其愛國之情始終如一,這正是作為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操。

       

與陸徵祥一同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還有中國另一出色外交家顧維鈞。他既是代表中國向世界說「不」的第一人,也是令世界對中國說「是」的第一人。顧維鈞於巴黎和會與列強進行口舌博弈,他準備的《山東問題說貼》令其獲得「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的美名,令中國外交事業寫上新一頁。於日本侵華前期,顧維鈞參加國際聯盟調查團,揭露日本侵略中國行徑,為中國爭取利益。二戰時期,顧維鈞是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中國代表。他大半生不在中國,卻一直為中國而奔走,為中國於外交上爭取掌聲和權益。a6 1

生於亂世,在面對政府的腐敗、時局的黑道、外交的劣勢時,身為知識分子,應該如陸徵祥般「哀莫大於心死」歸隱修道?還是如顧維鈞以「强於百萬之師的三寸不爛之舌」力爭國權?這並無一錘定音的答案,但可肯定的,是知識分子都會有實踐其「道」而行,這就是中國傳統「士階層」的特色。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曾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有人於當世只是無名小卒,但其著作對世人日後研究歷史卻有重要的考證用途;有人在生時地位曾舉足輕重,但在歷史洪流中卻就種種因素而被隱沒。知識分子任重而道遠,如做到「明我以德,致知格物」,實踐為士的使命及責任,其生命或許於當世僅「輕於鴻毛」,但影響貢獻實為「重於泰山」。

林卓瑩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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