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早於春秋時期，孔子對「士」的典範已有定義，就是以天下為己任，對社會政治有一理想的訴求，希望弘道於世。是次「雙城之旅：北京巴黎之旅」所見所聞甚豐，筆者於不同的博物館及歷史遺蹟中，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不同的崗位，以多樣的方式對社會作出貢獻及影響。
著書存史，流存見聞──一戰中國華工 孫幹
在法國東北索姆部諾萊特村，有個長眠着842名華工的墓地，他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遠赴歐洲十四萬華工的一份子。這些華工不是一戰戰場的上陣士兵，但對協約國卻起了後勤補給的作用，更是中國出席巴黎和會重要入場券。這些華工默默無聞，卻意義重大。當時，孫幹──一位山東任職教員，他為了「出國考察」而自願前往歐洲做華工。曾為教師的孫幹，眼見華工有賭博惡習，便自發在華工群體中以各種形式宣傳賭博的危害，他又為文盲華工代寫書信，漸漸孫幹成為華工隊伍中的骨幹成員。而他最大的貢獻，是詳細記錄了2年多來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包括一戰時期歐洲地區的軍事對壘、先進的武器裝備、當地的教育風俗等。後人把他的兩本日記編輯成《歐戰華工筆記》及《世界大戰戰場見聞記》，成為非常珍貴的一戰赴歐華工文史資料。
孫幹自薦為華工並非為了生計糊口，而是透過體驗歐洲文化風俗，取其優點並用於中國社會，令中國社會得以進步。孫幹回國後致力於辦學，根據他赴法期間對鄉村教育的考察，最後於山東創辦了一所鄉村女子學校。身為知識分子的孫幹，他對於自身要求，就是充當記載歷史、傳播文化的載體，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自覺責任。
啟蒙傳道，作育英才──蔡元培
北京大學紅樓被喻為孕育五四運動的搖籃。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蔡元培莫屬。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理念，作為校長帶領北京大學經歷十個寒暑。他改良學制，廢科而成立系，由教授治校，推動大學自治。蔡元培上任即為北大教師進行「換血」：他聘請了《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聘請李大釗、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邀請梁漱溟講授印度哲學；聘請徐悲鴻任畫法研究會導師。他令北大學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北大既有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也有主張恢復帝制的辜鴻銘、劉師培。他聘請教員只求學問、能力，不問思想、派別。作為知識分子，他做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之胸懷。
在蔡元培的帶領下，北京大學培育了一群重視道德的實踐，具有捨身取義使命感的知識分子。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大學子組織了這場運動，數人因此被捕。他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並聯絡其他13所大專院校校長與北洋政府交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與支持。最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五四運動成功了，但蔡元培卻為保全北大而辭職。他在《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中說：「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這正如余英時先生指：「現代觀念中的『知識人』，必然同時也扮演著社會批判者的角色。」知識分子不單是學術的繼承者，也是道德的追求者。面對社會、政權上的不公義，蔡元培體現了「通古今，辯然否」，對時事進行批判的風骨。
為國效力，據理力爭──陸徵祥、顧維鈞
在比利時的魯日聖安德肋修院，埋葬了一位民國時期叱吒一時的中國外交家──陸徵祥。陸徵祥是袁世凱政府的外交總長，曾參與簽訂《二十一條款》，亦是出席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外交總長。歷史對這位精通多國語言的知識分子評價好壞參半，有說他是簽訂《二十一條》的賣國賊，有說他是於巴黎和會拒簽和約的英雄。陸徵祥於巴黎和會後辭職，隱修於比利時修道院，看似從此與中國無緣。實際上，陸徵祥的愛國情懷一直未有改變。參與簽訂《二十一條款》令國家主權受損，他感到無限的懊悔自責，這是源於他愛國之心。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只能退而求其次拒絕簽字後辭職，這使他灰心失望。於二戰期間，已為修士的陸徵祥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向歐洲呼籲世界支持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義鬥爭，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陸徵祥得悉祖國一雪前恥時表現十分喜悅……以上種種皆見其愛國之情始終如一，這正是作為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操。
與陸徵祥一同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還有中國另一出色外交家顧維鈞。他既是代表中國向世界說「不」的第一人，也是令世界對中國說「是」的第一人。顧維鈞於巴黎和會與列強進行口舌博弈，他準備的《山東問題說貼》令其獲得「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的美名，令中國外交事業寫上新一頁。於日本侵華前期，顧維鈞參加國際聯盟調查團，揭露日本侵略中國行徑，為中國爭取利益。二戰時期，顧維鈞是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中國代表。他大半生不在中國，卻一直為中國而奔走，為中國於外交上爭取掌聲和權益。
生於亂世，在面對政府的腐敗、時局的黑道、外交的劣勢時，身為知識分子，應該如陸徵祥般「哀莫大於心死」歸隱修道？還是如顧維鈞以「强於百萬之師的三寸不爛之舌」力爭國權？這並無一錘定音的答案，但可肯定的，是知識分子都會有實踐其「道」而行，這就是中國傳統「士階層」的特色。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曾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有人於當世只是無名小卒，但其著作對世人日後研究歷史卻有重要的考證用途；有人在生時地位曾舉足輕重，但在歷史洪流中卻就種種因素而被隱沒。知識分子任重而道遠，如做到「明我以德，致知格物」，實踐為士的使命及責任，其生命或許於當世僅「輕於鴻毛」，但影響貢獻實為「重於泰山」。
林卓瑩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執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