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從來不易，將根深蒂固的思想連根拔起，自我反思更為難中之難。
談起中國近代的知識運動，相信不少人腦中自然浮起出林林總總，一場又一場的救國圖強運動，例如因不甘被列強欺侮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力圖變革政教、經濟及軍事的維新運動，甚至是反洋保國的義和團運動等等。這些運動也形象化地顯示出當時中國所面對的困難以及當時人民救國圖強的決心。然而遺憾的是，這些運動最終亦因改革力度、方向、或是面臨不同外在因素以致失敗告吹，實在叫人惋惜。民初時，縱使當時中國經歷過多次挫敗，面對外憂內患的局面，然而仍有不少知識分子以及人民沒有因而對中國當下處境及未來失去信心；在受過西方文學教育及思想薰陶下，救國圖強的精神更沒有因而熄滅。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及人民在強烈民族情感，以及列強侮辱和欺壓中國的環境下，使得當時不少人民更加敢於為中國提出不同方法以謀求出路。這背景亦正好驅使著當時民初出現了一場為中國當代及後世社會發展以及人民思想改變作出巨大貢獻的一場運動——五四運動。
當談起五四運動的時候，我的腦袋中只是浮過在中史教科書中，它只佔了滄海一粟般的篇幅，彷彿於整個課程中只是九牛一毛的存在。然而適逢本年為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本人有幸參加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以及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聯合主辨的「五四百周年雙城之旅」，當中更令我重新認識到五四運動對於當代及現代中國的發展的重要性，因而讓我透過本次交流團所學及本人的知識，試析當代知識分子如何領導五四運動。
回想不少後世的史書以及學家對於這場運動也是給予相當的肯定。當代知識分子及人民透過反思內至當代傳統中華文化，吸納外國的文化思緒以至於外在挑戰強權不公、反對束縛、爭取國權等等。五四運動緣起於中國於巴黎和會的談判失敗，國家被逼簽訂辱國的《二十一條》，以及新文化運動的推廣下而廣義定為五四運動。相比起其他清末的救國圖強運動相比，五四運動的意義及價值顯得更為重要。首先，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首次察覺到有徹底改革中華文明的必要。以維新運動為例，張之洞在一八九八年簡單扼要地表達了中國哲學，倫理觀念等基礎不須作改變。以當中一句話最為顯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次，其後的辛亥革命亦只是推翻滿清政權及改善法律制度。隨著當時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若不作更大的變革最終只會原地踏步，於是推進了中國的另一階段改革——改革中國哲學、倫理、社會學說及制度，而這點更成為了五四運動與其他改革運動的獨特性。
五四運動的概念，思想改革基礎能夠得以提出，推及至全國人民無疑為當代知識分子所帶領。一九一五年，國內正處於水深火熱的混亂局面，內至舊式士紳官僚忙於帝位復辟，外至國難當前，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等等。不少知識分子因而從海外歸國帶回來不同的新觀念。而這些從外國帶回來的觀念及思想更為其後為中國第一次針對思想基礎作改革的五四運動提供豐盛的養分。
一九一五年冬天至一九一七年夏天時分，大量海外歸國知識分子以及一些中國當地的學家為中國帶來了不同的新觀念。一九一五年，曾經於法國留學、學習西方思想以及參加過革命工作而流亡日本的陳獨秀（插入圖08）回到上海創立《青年雜誌》（插入圖09），而這本雜誌更在五四運動期間，扮演過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插入圖07）於當時旗幟鮮明地提出民主、科學、以至比較馬克思主義與激進民主主義以及提倡信仰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另外，陳獨秀亦於其刊物猛烈抨擊舊禮教，舊文化等思想，為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及人民帶來思想衝擊，掀起了新文化運動。
《青年雜誌》的第一卷一號中的〈敬告青年〉中提及道：「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以人權並重。」(插入圖10)從中可見當時陳獨秀提出當代中國應趕上西方社會民主及科學的發展，亦即後來陳獨秀所提出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這兩種思想提出後，引起不少社會迴響。包括有人認為陳獨秀是在破壞禮法及國粹；亦有人認為「德先生」與「賽先生」才是當代中國步向富強，人民思想得以進步的方向。其後一九一九年北大學生號召遊行中更展示出提倡科學與民主等的觀念，顯示出陳獨秀於五四運動中宣揚西方文化以至於後來共產主義以及為當時中國帶來不同的思想衝擊，可見陳獨秀於五四運動中扮演著重要倡導者的角色。
若談起知識分子如何影響五四運動，那麼必須要談起當時五四運動的思想發揚地——北京大學，以及蔡元培校長(插入圖04，圖01)。翻查資料可見，北京大學起源於康有為及弟子梁啟超在一八九五年創辦的強學會，其後京師大學堂成立，並於民國初年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在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被任命為校長前，北京大學評核篩選教授亦只依據其官階而非其教學及學問。其中於是次旅程中，北京大學當地導賞員向我們講述了蔡元培校長於接任後如何推進北京大學的學術思想自由，並介紹了蔡元培的辨學理念，例如「以人為本」、「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等等。這些理念使當時北京大學搖身一變，成為當代人才輩出的大學，不少五四運動以及新文化運動的理念亦得以於北京大學內發揚及提倡。
其一，蔡元培提出「以人為本」及「兼容並包」的準則，任用來自不同向地，不同思想立場的學家作為教授及講師(插入圖05)，用人不嫌出身，唯才是用。例如任用陳獨秀，胡適等人為教授，並曾邀請魯迅赴北京大學擔任講師等等(插入圖02)。蔡元培縱使身為國民黨的開黨元老，亦秉承著「學術自由」的宗旨，引入當時來自不同的思想如共產主義、西方自由主義、社會平權等等。在蔡元培的領導之下，這些傑出的知識分子在北大學生群中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及帶來不同的思想衝擊，使得往後不少北京大學的學生熱衷於投身新思想及新文學運動，及往後的五四遊行與五四運動。
其二，蔡元培允許當地學生以及教授等人自組學會，辨報，宣揚不同的學術思想，達至「兼容並包」及「學術自由」。例如創立了《北京大學日刊》(插入圖06)，將校內每日情況向師生公布，並同時傳播新思想，新學說等等。另外，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亦能夠創立不同學會以宣揚其學術主張，例如由當時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成立的《新潮社》(插入圖03)，創辦《新潮》雜誌，反對舊文化，鼓吹文學革命等等。另外，陳獨秀與李大釗創辦《每週評論》提倡科學民主，時政批評等。由此可見，蔡元培以及當代知識分子對於發展當代學術思想不遺餘力，促進五四運動前後的思想交流自由，亦致使當代學生及知識分子帶來學習不同的學術思想自由的環境，亦使當代以至後世社會文化環境西風東漸，融匯出中西文化交合的獨有風俗。
後記及感想：
首先感謝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以及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與明曦公益基金會給予是次機會令我能夠增廣見聞，能夠使我對五四運動的知識不再受書本或網上的資料框架束縛，於旅程上輕裝上陣，學習及品味五四運動當中的精髓。於是次旅程中使我尤為感激的定必是名師們的金石良言。除了有幸參觀不同地方，聆聽當地導賞員為我們帶來珍貴且難得的導賞外，隨團的博士及老師們亦會著重我們的學習，為我們於車上補上更多的額外知識，猶如為我們於每一處地方的學習畫龍點睛。回望五四運動，最值得後世一提的莫非是「五四精神」。「五四精神」中強調的積極創新，獲得新知識及思想的改革，於當時是建基於知識分子願意推翻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礎。這樣的自我反省的意識形態亦正正為我們所應學習。不畏怕失敗，勇於接受新事物，敢於自我反思行為，這亦正正是現今青年所需具備的條件。對比現時中國將五月四日定為青年節，這亦正正提醒了我們青年一代理應敢於表達自己、勇於接受批評、新思想等等。
陳功明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