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階易官
話說，高太皇太后先是恢復了蘇東坡的知州職位，讓他以「朝奉郎」（官階正七品）出知登州。「朝奉郎」是「元豐改制」之後出現的新官階。之前那套容易令人混淆的制度，被新的「以階易官」制度所代替。新制度不再用職事官銜來標示官員的官階品祿，另設明確的階位品級，分別是「大夫」級和「郎」級。「大夫」級又分為12階，「郎」級則有11階，大夫級官階比郎級高 [1] 。這個和現在香港公務員制度相似。香港公務員職級大至分為兩大類：「政務官」和「行政主任」，然後再在這兩大職系中細分出不同層級。
改制後，部分職事官銜恢復了原本的職務，名實相符，減少混淆。例如，禮部郎中輔助禮部尚書，禮部尚書統領禮部。自此，禮部郎中，禮部尚書等職銜即是實際的差遣，不再是用來表示品位俸祿的虛銜，一看官銜便知職務；一看是甚麼「大夫」或甚麼「郎」便知官階。這裏必須強調，改制之後仍有些官銜是名實不符的，仍然需要看「差遣」才會知道官員的職務，只是整體來說，比改制前有所改善。
蘇東坡的「朝奉郎」是「郎」級中最高的第三級。在高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他以這個官階出任過多個重要的中央官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三大部門的尚書（吏部、兵部和禮部）、皇帝的老師--侍讀。他還獲得比「館職」榮譽更高的「龍圖閣學士」，之後又升上「端明殿學士」 [2]。在這一段仕途的高峰期中，蘇東坡除了出任中央職位，亦斷斷續續地出任多個地方的州長（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當他與洛黨和朔黨鬧得不可開交時，曾經以尚書兼殿閣學士的身份出任知州。職務是州長，俸祿卻是「朝奉郎」級的，再加上殿閣學士的兼差，這也可以算是另類的「帶薪過職」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蘇東坡最終還是當上了當年宋英宗想委派他出任的「翰林學士．知制誥」。以這走勢來看，蘇東坡這趟升官快車的下一站，應該是入選執政團隊。
儘管蘇東坡的官銜又多，官位又高，他的官階始終是「郎」級官員，不曾升上「大夫」級。在蘇東坡所出任過的中央職位當中，有不少應該是「大夫」級的官階才可出任的。如果和今天的香港作比較，這就好像由一個高級政務主任去出任首長級的職位，那是絕無可能的。在宋朝卻是平常事。由官階低者出任高職位謂之「行」；由高官階者出任低職位者謂之「守」。蘇東坡就是以一個七品的朝奉郎出任三品的翰林學士。他的同事並不會因為他的官階低，工資少而看不起他，反而尊稱他為「內翰」。在宋代官位高，代表職責更重要，比俸祿多更被重視。宋代這種安排有利於更具彈性去選任人才。
子由為蘇東坡寫的墓志銘中指出：「（蘇東坡）自元佑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3] 很明顯，蘇東坡本人没有申請磨勘，所以官階没有上升。是甚麼原因令他不再申請升階？最大的可能性是怕惹來更多的攻擊。在元祐期間，因為黨爭，蘇東坡已經傷痕累累，哪有心情為了更高的官階而再惹麻煩！宋代官場文化有一個特色：「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階）之遲速為榮 。」[4] 對於宋朝的士大夫來說，官階的高低不及實際職位來得重要。當時，蘇東坡既已是殿閣學士，亦已在禁中大內供職，榮耀已達頂峰，至於品位和俸祿的高低，他不會在乎。今天我們常常羨慕人家薪高職閒，而宋人則自討苦吃，反其道而行。這可能也是宋代文化大盛的其中一個原因。
六．致仕退休
達到頂峰自然是開始下滑。當高太皇太后過身後，蘇東坡的官運便一落千丈。宋哲宗先褫奪了他的「端明殿學士」和「翰林侍讀學士」職銜，所謂「落兩職」。之後，再來「追一官」，降官階一級至「承議郎（從七品）」，又把他差遣到嶺南去當「寧遠軍節度副使」，支半薪。這個「節度副使」跟當年黃州團練副使一樣，是「散官」的官階。散官的編制是特別為貶官而設的，共有十等。節度副使是第一等，當然比團練副使高。三年之後，連這個一等散官的官階也保不住了。蘇東坡再次被貶，這次貶職的官位是「瓊州別駕 」。「別駕」是散官的第五等，官階則是九品。世事循環，蘇東坡又當起了九品芝麻官。這是他政治生涯的谷底，也是他人生磨煉的頂峰。
讀者閣下可能會想，皇帝對蘇東坡那麼差，他為何還不辭職，申請退休。可能他也有過這種想法吧。只可惜，一入官門深似海，要退休，並不容易。
古時官員退休稱之為「致仕」。宋代的法定致仕年齡是七十歲，稱之為「引年」。本來宋代的致仕制度還算不錯的，不過一定是「陳乞致仕」，自己主動申請退休，才可獲得各種退休福利。若是已達引年而不申請，反而會被彈劾，勒令退休，福利減少。當然，亦有例外。像文彥博這種德高望重的四朝元老，雖然年過七十仍在朝供職。朝廷會酌情處理，並非一刀切。
宋代官員的退休福利又有多好呢？
先說主要的收入--俸祿。若無犯過大錯，官員致仕後仍有俸祿，即是「食長糧」。朝廷會先把申請致仕者升官一階，然後支取升階後一半的俸祿。若是高級官員帶有館閣榮銜，更可以獲得全部俸祿。致仕官員亦可以選擇蔭補子弟做官來代替自己升級。再來，致仕之後遇上甚麼大慶典，仍有機會再次升官，再次增加俸祿。另外又經常有賞賜，例如每年寒食節，朝廷會分派美酒佳餚給退休老官，並着令地方官員定期探訪他們，加以慰問。賓主之情可謂至矣。
當哲宗親政時，就算以虛齡計算，蘇東坡仍未到達「引年」之限，故此並不可能「陳乞致仕」。當然，他也可以用年老體弱，無力工作為理由申請致仕。蘇東坡並没有這樣做，亦不能這樣做。他是一個犯官，縱使他申請了，朝廷亦不會批准，更何況皇帝和政敵是有心為難他的。蘇東坡只好漂洋過海，到海南島去當他的「別駕」了。
三年過去，蘇東坡大難不死，反而宋哲宗比自己的父親更短壽，23歲便駕崩了，蘇東坡可以重返中土。不多時，朝廷恢復了他「朝奉郎」的官階，授他一個「提舉成都玉局觀」的閒職，這是蘇東坡的最後一個官職。
「提舉」是勾管，管理的意思。這類管理道觀的官職（後來還有山神廟）始設於宋真宗。他是非常崇尚道教的，特別安排朝廷官員管理道觀。後來雖曰提舉兼主管某宮觀，其實不用到任。提舉道觀這類差遣就成為了一種「祠祿官」。所謂祠祿官者「雖居家中，但未致仕；雖無職務，但仍享俸祿。」[5] 自神宗朝開始，用這類祠祿官作為安置不同政見者，屬於貶黜官員的一種。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蘇東坡病重了，只好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以本官致仕」即是蘇東坡並没有先升一階才退休。可能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了，還升官來作甚，倒不如恩澤子孫。一個月後，蘇東坡病逝常州。
蘇東坡進入仕途的初期，官運比較平穩，每個職位的任期也較長，直至黨爭出現了，才令他經常調任轉職。他出任時間最短的官位是知登州，到任只有五天便給召回中央。任期最長的是第一個官職，鳳翔府簽判，差不多三年整。他也出任過四年多的黃州團練副使。嚴格來說，「團練副使」並不是一個官職，它只是用來安置被貶官員的一種手段。
七．結語
從入職，到升職，及至退休，宋代都有非常系統化的制度。賈志揚（John Chaffee) 曾經這樣評說宋代的官僚政治：「宋代的官僚政治已經具有現代官僚政治的許多基本特徵：職能的專業化，權力的等級制度，正式的法規系統，以及非人格性的理想。」[6] 這並不是說宋代的官僚制度完美無缺，毫無瑕疵。只不過對比起唐朝以前，宋代的官制更能考慮到整個政府的運作需要。政府官員又來自社會不同層面，吸納範圍比任何時代的都要廣闊得多。另一方面，宋代官制緊雜多變，又為歷朝之最，給後人了解它的全貌帶來很大困難。[7] 有宋一代，最大的隱患偏偏又藏在官制之中。吸納社會精英加入政府，本來是有效的管治手段之一。問題出在大宋皇朝只懂得吸納，而没有好好控制產生社會精英的源頭，以致平白製造更多政府職位來滿足需求。需求是永無休止的。結果仍然是僧多粥少，耗費巨大；仍然是有人名落孫山，心懷不滿。這種不滿情緒並没有因為名額增加而下降。相反，名額增加了，吸引更多人參與競爭，相對來說失敗者也更多，心生怨恨者也變得更多，遂有類似張元之徒因屢試不第，一氣之下，投奔西夏，成為大宋之患 [8]
經常聽到一種非常普遍的誤解：在古時，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無需遵守任何典章制度，人治就是一切。至少，在宋代並不是這樣。正如福柯所強調的：「哪裏有權力，哪裏就有抵抗」。像宋神宗那樣力排衆議，一意孤行地推動熙寧變法，也要代出代價。結果是朝中精英去其泰半，導致管治不穩。若只是從單一的角度去看歷史，很容易誤解了歷史的進程，這種誤解又很容易引至到看不起自己的文化，五四時期便出現過這種情況。大家只要翻開跟宋代同一時期的西方歷史看一看，便會看到差異之大。當大宋子民可以擊鼓鳴冤的時候，當士人可以經過科舉進入政府的時候，當官員對政府不滿可以外調的時候，當老弱官員可以享受退休福利的時候，同一時間的歐洲官僚制度仍是以貴族和教士為基礎，出生背景決定了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社會的上下移動性十分有限。在那樣的環境中，像文彥博、范仲淹、歐陽修、乃至蘇東坡等人才，根本不會有機會進入政府中，更不用說成為皇帝身邊的重要官員，影響國策。
有時候我們讀史時，很怕讀到一些和制度有關的題目或事件。制度史的故事性較低，精彩和刺激度不及鬥智鬥力的爭權奪位，更不及風起雲湧的朝代興替。不過，缺少了對制度史的認識，有很多本來很有趣的歷史故事便說不成了，又或只能說到一半。其實，各種制度本身的演變也可以是很有趣的故事。
（全文完）
注釋
[1] 在這兩級之上還有「開府儀同三司」和「特進」，都是榮譽級別，輕易不會頒授的。各個級別，後來各朝都有所改動過。
[2] 殿學士比閣學士高級。
[3] 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
[4]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47．職官考》。
[5] 龔延明（2017）《宋代官制辭典，增補本》，中華書局，頁670 。
[6] 賈志揚（1995）《宋代科舉》，東大圖書公司，頁29 。
[7] 龔延明（2017）《宋代官制辭典，增補本》，《宋代官制總論》，中華書局，頁1 。
[8] 吳廣成《西夏書事》，卷14 。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蘇東坡都當過哪些官？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