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字有狹義及廣義的定義，狹義是專指匈奴及東胡（即鮮卑與鳥桓族）；漢、魏晉南北朝指印度、波斯、大秦；隋唐時或專指來自中亞的粟特人。至於廣義是泛指古代活動於中國北方邊地及西域一帶的各民族，包括先秦的戎、狄；戰國至南北朝的匈奴、鮮卑、烏桓、月氐、氐、羌、羯；隋唐時代的丁零、高車、蠕蠕、突厥、柔然、回紇、吐蕃、粟特；五代及兩宋以降的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他們的原居地大多在草原上，屬遊牧民族。長年的逐水草而居，形成了適應草原的自然環境、氣候及生產方式的生活習尚，與關內屬於農耕文化的漢人有明顯區別。因著貿易、戰爭、內徙等原因，他們與定居在中國北方的漢人有所接觸，甚或通婚。漢人與胡人長時期的雜居，耳濡目染，吸納了胡人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文化，是為「胡化」。實則上，它與胡人的「漢化」同是民族間文化交流融合的自然現象。
習慣上，我們往往以漢族的視角看歷史，在大漢族主義的本位上往往強調中國歷史上胡人的漢化，而忽略了在胡人漢化的同時，漢人也通過與來自北方及西域的胡人的雜居和交往，吸納了不少胡人的文化和生活習尚。從早至戰國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晚至清代男性穿著的長衫馬褂及女性的旗袍，莫不如此，可見漢人胡化二千多年來從未間斷。事實上，正是通過長時期胡人的「漢化」和漢人的「胡化」，相互融合，最終才構成了今天的中華文化。直至近代，周邊民族衰落，西風東漸，中國文化受到來自歐美的西方文化的衝擊，於是出現了「洋化」。
早期的華夏民族和文化是在華夏氏族和戎、狄、蠻、夷的爭鬥和融合中產生和壯大的，春秋以後，華夏各國日趨強大，許多蠻、夷、戎、狄被他們征服和兼併，，其中秦吞併了西戎，燕兼併了北戎，晉兼併了大部分狄人，齊吞併了萊夷，楚、魯吞滅了大部分淮夷等，稍後的漢文化正是在秦、燕趙、齊魯、荊楚、吴越諸文化的基礎上糅合發展而成，可知早在漢文化形成的階段已吸納了其時西北邊疆民族的文化。
本文論述的胡人文化可分為兩個類別，其一是自西域或中西亞傳入的文化；其二是來自中國歷代北方周邊少數民族的文化。
中國與中亞間有天險帕米爾高原阻隔，西域一帶沙漠連綿，環境惡劣，加上西域諸國並不受中國管治，要跨越種種天然及人為障礙，貫通東西，殊非易事。但現有考古資料證明東西方交往及文化交流，自古有之，但憑現今已發現的一鱗半爪，尚難以清楚勾勒出秦漢以前中西交通之全貌。西漢張騫通西域，開通了漢帝國經西域往中西亞的陸路，即廣為人知的絲綢之路。東漢班超父子經略西域，再保障了絲路的通暢，這條貫通歐亞的陸上通道，自漢歷魏晉南北朝、隋唐成為中華文化西傳及中西亞文化源源不絕傳入中國的通道。東漢時，印度的佛教便是經西域傳入中國的。
十六國及北朝的君主固大多為胡人，即隋唐君主亦有胡人血統，因而對外來事物包容性較強，加上武功強盛，勢力遠達中亞，大量中亞（昭武九姓：粟特）商人絡繹於絲路之上，中亞文化大量傳入。及至隋唐更臻高峰，首都長安胡商雲集，成為與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齊名的國際大都會。此時期從中亞傳入的，除了外來植物（鬱金香、水仙、菩提樹等）、動物（良馬）、礦物（琥珀、藍寶石等）、器物（金銀器、玻璃器等）外，還有技術（如製糖術、製玻璃術和釀酒術等）、藝術（繪畫、石窟造像、舞蹈、百戲等），以致宗教（伊斯蘭教和三夷教：景教、袄教、摩尼教）。從物質到非物質文化俱備，大大提升了國人的生活素質及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公元七五一年唐軍於怛羅斯為阿拉伯聯軍大敗，自此唐帝國的勢力退出中亞，自此以後，陸上絲綢之路時通時斷，但重要性遠遜前代。蒙古崛起，把帝國的疆界伸延至西亞和東歐，歐亞之間的陸上通道再一次打通，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絡繹於途。至公元一二九九年信奉伊斯蘭的奧斯曼帝國崛起，阻斷了絲路的交通，這條在歷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貫通東西的陸上要道遂告一段落。
除陸路外，海上絲綢之路也是東西交通的重要渠道，海上絲路最早的始發點是合浦、徐聞和廣州，但在漢以後的二千年廣州獨領風騷，唐代的廣州設有蕃坊和伊斯蘭寺，漢唐時代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帶來了象牙、珊瑚、犀角、玳瑁及中西亞器物（如波斯銀盒）；南宋及元代，海運大盛，中國陶瓷器大量以船舶運往海外，而從海外運來中國的則以香藥（乳香、安息香、沉香、丁香等）為最大宗，福建泉州曾取代廣州一躍成為全國之首，但明代以後廣州又恢復其領先地位。明初鄭和下西洋，帶回大量中西亞的珍寶，但未幾即行禁海政策。到萬曆年間，葡萄牙人東來，帶來歐州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但那已超越了胡化範疇，而屬於洋化了。
其二是來自中國北疆周邊少數民族的文化，自古至近代，此等民族與漢族接觸而相互影響，為漢文化帶來衝擊，最後融合為一體。兩漢時期的主要邊患，是活動於西北邊疆的匈奴，他們與居於北疆的漢人有不少接觸，匈奴被打敗後，代之而起的是鮮卑和烏桓；東漢末，從東北至西北疆大量的五胡：匈奴、鮮卑、氏、羌、羯內徙，他們趁著西晉政權積弱，無法駕御，乃紛紛舉兵，在華北及中原各佔地盤，互相攻戰，出現了十六國（即前燕、後燕、南燕、北燕、漢﹝前趙﹞、後趙、前秦、後秦、西秦、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成漢、胡夏）。除前涼、西涼及北燕外，其餘均為胡人政權。至三八六年為拓跋鮮卑統一，建立北魏皇朝。孝文帝從邊塞上的平城遷都至漢文化重鎮洛陽，銳行漢化，造成漢化鮮卑貴族與北境鮮卑人的隔閡。
六鎮之亂後，分裂為東、西魏，繼而為北齊（胡化漢人高氏）和北周（宇文鮮卑），楊氏統一中國，結束了百多年分裂局面。從西晉滅亡到隋代復歸統一這二百五十多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時期，以鮮卑為主的胡族在北方建立政權，為了統治人口比他們多的漢人，不得不仿效漢人典章制度，乃由上而下的推行漢化，調和胡漢間的矛盾。這是出於統治需要，但與此同時，在胡族統治下的漢人，因長期在胡人的統治下生活，也漸染胡風，甚至出現了鮮卑化的漢人，這是自然現象。結束南北對峙局面的隋楊是有胡人血統的胡化漢人，繼之而起的李唐也是有突厥和鮮卑血統的漢人，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為中華民族與文化注入新血液，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強盛、最開放，與外地文化交流最頻繁的朝代──唐帝國，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來自中亞的粟特人沿著絲路帶來了西方的器物和文化，卻發動了安史之亂，是為唐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其後周邊的吐蕃、回紇、突厥先後崛起，構成威脅。經歷五代，中國復歸統一，北宋的強斡弱枝，重文輕武政策，使周邊的契丹、黨項及女真族坐大，分別成立了遼、西夏及金國，其國土伸展到漢人的農耕區，這些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多參照漢人的制度，本族也吸納了漢文化，
但其統治下的漢人也契丹化和女真化。未幾，蒙古人崛起，吞金滅宋，通過三次遠征，把國土伸延至西亞及東歐，建立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元代通過其控制的陸路與歐洲有不少文化交流，中西亞有不少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式種族來華定居，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族群──回族。元統治者多次遣發漢人士兵往漠北屯田，他們與當地的其他民族通婚，生活習慣也漸趨蒙古化。蒙元滅亡後，政權重回漢人手裡。明代晚期，東北的女真崛起，終於在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滿清入關初期實行民族壓迫政策，強迫漢人剃頭留辮，改穿長衫馬褂，對傳統華夏衣冠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三百六十八年的滿清統治，對漢人的社會生活：服飾、飲食、居室和禮俗等許多方面均有所影響。
漢人的「胡化」，大致有下述三種模式：
（一）胡文化為統治階層貴族吸納，再普及於民間。春秋時代盛行車戰，但與匈奴毗鄰不時受其侵擾的趙國首領武靈王發現匈奴的馬戰靈活性遠勝漢人的戰車，乃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倣效敵人，實行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戰鬥力大大增強。東漢靈帝時，大量西域器物循絲綢之路傳入中土，據《後漢書．五行志》記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因皇帝的喜好，貴胄亦爭相仿效，成一時風尚，最後趨於普及。
這些從外地傳入的物質及非物質文化豐富及提升了漢人的生活及消閒娛樂，故廣受歡迎。佛教傳入中土也是經由君主貴冑（有漢明帝及楚王英的說法，時代均為東漢明帝永平年間）接受後，再流布於民間。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稱：「漢魏之後，西北戎狄雜居，西晉傾覆，胡人統治，外來之教，益以風行」。五胡十六國及北朝佛教之盛行是與胡族君主的大力提倡分不開的。
（二）在外族建立的政權下，其治下的漢人有被迫接受胡文化的，亦有迎合胡人統治者而自行接受胡化的。來自南朝的儒生顏之推對北齊時胡風泛濫的風氣不以為然，其《顏氏家訓》有這樣記載：「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查北齊一反北魏的漢化，恢復鮮卑舊制，出現大規模的鮮卑化潮流，鮮卑語及彈琵琶乃成一時風尚，漢人爭相學習，作為登龍捷徑。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國之初，不時擄掠百姓，有被分配到契丹貴族家中當僕役，也有被編入宮中，經過數代之後，已契丹化成為契丹人的一員。遼國漢人的墓葬基本仍採用漢式，但隨葬品卻有模倣契丹舊俗，置綠釉鷄冠壺和鐵馬鐙，反映了在契丹統治下的漢人已有契丹化現象。
另一種是以君臨天下之勢強制執行，例如滿州人入關之後，為突顯其征服者的威勢，銳意折辱漢人，詔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儻有不從以軍法處置」。又廢除了漢裝，強迫漢人改穿滿州人的長衫馬褂，「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是以行政手段逼迫漢人倣效其民族特徵，初時頗激發起漢人的反抗情緒，但過了一段時間漢人也遵從接受，甚至進入民國後，部分忠於清室的漢族遺民還保留著辮子作為不忘前朝的表示。
（三）胡人內徙或漢人遷徙到胡人活動地區，與胡人有長期接觸甚或通婚，受胡文化影響而胡化。比方東魏的開國之君高歡本是祖籍渤海的漢人，但他的先祖中有三代出仕慕容鮮卑，從曾祖起三代在北魏做官，史書上說他「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這是眾所周知的例子。又如北燕的創立者馮跋是長樂信都人，西晉淪亡，馮跋的祖父避居胡漢雜居之地上黨，漸染夷俗，及後馮跋父出仕酉燕，舉家遷居昌黎，遂同夷族，馮跋亦取胡名莫里伐。馮跋的胞弟馮素弗及妻子的塋墓在一九六五年被發現，其墓雖用漢制，但陪葬品中的殉犬（置於馮妻槨內）、馬鐙（現存最早有年號的馬鐙）、步搖冠均屬鮮卑習俗，其中步搖冠更是慕容鮮卑盛行的冠飾（亦盛行於高句麗、百濟及新羅），說明北燕馮氏為胡化漢人。
唐朝末年徙居太行山、燕山以北的漢人，歷經兩個世紀在契丹人的管治下生活，到了北宋末便完全契丹化。《三朝北盟會編》:「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荒誕之易見者。不惟北虜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漢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女真在崛起的過程中，不斷俘掠人口，以實京師，比方天輔年間金人攻破燕京後「遷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關徙之內地」，此等被迫遷到女真內地的漢人後來都融入女真族中。後晉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北京、天津及河北和山西北部）割予契丹，這十六州共十二萬平方公里的漢人經歷了遼、金、元三個外族政權，逾四百年，到明代才返回漢人管治，通過長時期的雜居、通婚，這裡的漢族已和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融合在一起。
胡文化主要是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期間從西域循絲路傳到中土來，或引進自周邊的民族，其內容可劃分為動植物、礦物、器物、技術、藝術、宗教及風尚等七大類。
張騫通西域，許多西域的植物物種傳入中原，計包括：葡萄、苜蓿、石榴、紅藍花、酒杯籐、胡麻、胡桃、胡豆、胡蒜、胡葱等。唐代傳入的外來物種有金桃、銀桃、鬱金香、棗椰樹、水仙、菩提樹、蓮花等。西漢時先後引進烏孫馬及大宛馬，使中國有了優良的種馬，隋唐兩代繼續從中亞引進良種馬。此外，輸入中原的還有獅子、犀牛、大象、駝鳥等珍禽異獸。從兩漢時期起一直有輸入的象牙、犀角、玳瑁、夜光璧、珊瑚、琥珀、朱丹、藍寶石等珍罕奢侈品。而來自西域及中亞的器物種類亦繁多，包括漢代傳入的家具：胡牀、胡坐、胡帳；樂器有胡角、胡笳、琵琶、胡箜篌、胡笛；北朝及隋唐傳入的玻璃器、金銀器（包括粟特、薩珊及拜占庭系統）等。
埃及的玻璃吹製成型工藝在北魏時從波斯及大月氐傳至中國北方，中國旋即以此法進行倣製，唐太宗時遣使往印度摩揭陀國學習製糖技術，印度製糖術在中國各地傳播發揚。西域的釀酒技術也在唐初傳入，印度的醫學也在漢唐之際隨佛教傳入，不少印度醫學書籍與佛經一起譯成漢文，對中國醫學產生很大影響。同時期，來自阿拉伯及拜占庭的醫學知識也傳入中國，為漢唐人所接受。又印度的占星術也在魏晉至隋唐時傳入中土。
中國的佛教石窟造像藝術繼承自印度的犍陀羅、抹菟羅及笈多藝術風格，石窟造像藝術從印度經中亞、新疆、敦煌傳入中土，在北朝及隋唐發揚光大，成為中國造像藝術重要的一個類別。北齊時，來自中亞曹國的曹仲達擅長以緊密的綫條勾勒出衣服繫貼身體的曲綫，有曹衣出水之美譽。于闐人尉遲乙僧擅長凹凸畫技法，以暈染技法呈現出立體感，豐富並提升了中國的繪晝技術。安
息及波斯的植物及幾何型圖案豐富多樣，極具裝飾性，其中如薔薇紋、忍冬紋、蓮花紋、卷草紋等植物圖案及菱形和聯珠紋等幾何圖案傳入中土後，被大量運用到紡織、繪畫、建築、彫刻等藝術之中，增加了這些藝術品的美感。北朝時，大量中亞人來華貿易，也把中亞的音樂和舞蹈帶到中國來，隋唐宮廷樂滲入胡樂。貞觀年間的十部樂中有七部來自西域，唐中期以後胡樂同中原固有音樂相互融合。胡舞早在西漢已傳入中國，南北朝時期廣為流傳，尤其北方宮廷更無此不歡，胡舞在唐代臻於高峰，宋以後已融合到中國舞蹈藝術之中了。
至於來自周邊胡人的，除了在衣、食、住、行、消閒文化生活上的影響外，更為重要的是胡人及胡文化帶來的社會風尚的改變。據研究《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共記載了二百四十一個男女雙方均有姓氏可考的民族相互通婚個案，其中胡漢通婚佔了三分之二，可知胡漢通婚十分普遍。胡風內漸，必然為漢族傳統禮法觀念帶來衝擊，風尚自與漢人南朝政權迥然不同，
顏之推就此作出十分精闢的比較和分析：「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慇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訟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影響所及，是北朝及隋唐時代女性地位較高，也較為開放。
北朝及隋唐先後出現了多位女統治者，包括北魏的馮太后，兩次臨朝稱制，主宰國事二十餘年穩住了北魏的政局，更督促孝文武制定漢化政策。隋代的獨孤皇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及唐代武則天更篡唐稱帝，成為中國歷史上僅見的女皇帝。寡婦再嫁在這時期相當普遍，貴為公主也不例外。例如唐代的太平公主便嫁過三次；長廣公主、郜國公王、安樂公主、新城公主、宋國公主、薛國公主、衞國公主、城陽公主、襄城公主、萬春公主、鄎國公主、晉安公主等也夫死再嫁，不以為意。其中部分公主的生活更是十分放蕩，這是社會風氣使然。
漢文化的胡化也體現在北方的士大夫崇尚武功，這種尚武之風與傳統士人的習性迥然有別。據呂一飛的考證，當時北方高門望族，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弘農楊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河東裴氏、京兆韋氏、武功蘇氏等十四個家族中，在西魏北周時尚武之風的共六十五人，尊尚文教的三十九人，是見尚武的要比崇文的多，這正是胡化帶來的影響。北方的隋最終滅了南方的陳而統一天下，與此有直接關係。
上述種種從外地傳入中土的物質文化或非物質文化對國人的生活和中華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胡床、胡坐的引進，徹底改變了漢人一直以來席地而坐的習慣(朝鮮及日本人仍保留此習慣)，這是一種生活習慣的改變，西域中亞植物的傳入豐富了漢人的食物，西方技術如製糖、製玻璃、醫藥的引入提升了漢人的生活水平，胡樂、胡舞、胡樂器、繪畫技法、佛教造像的輸入，豐富了漢人的文化生活，也為相對薄弱的漢族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注入新內容，但嚴格而言，均屬器用範疇，若論對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產生深遠影響的非發源於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的佛教莫屬。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說法不一，比較可信的是「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東漢永平年間明帝給楚王英的詔書提到浮屠、伊蒲塞及桑門三個佛教名詞，明帝遣人赴中天竺大月氏訪求佛道，以白馬載梵本六十萬言而回，因在洛陽築白馬寺，這是佛教傳入中土之證。佛教傳入中國後，深得統治者的支持及弘揚，十六國、南北朝以致隋唐的君主，泰半崇佛，佛教乃在民間傳播開來。從魏晉南北朝至隋，政權更迭，戰禍頻仍，人民生靈塗炭，朝不保夕，佛教主張三世因果輪廻報應，鼓勵眾生當身修身，又主張無我及因緣和合的方法，教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相通，在亂世中深受知識份子以致老百姓的接納。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漢人視之為黃老並列的祠祀化宗教，及至魏晉，逐漸擺脫了道術，與其時盛行的玄學互為表裡。到了南北朝，中外高僧求法、翻譯及完善佛學理論方面的努力，奠定了佛教盛行的基礎。隋唐時代，中國佛教進入創造發展階段，中國僧人對佛教教義作出種種闡釋發揮，形成不同的宗派，中國僧人往往加入本宗所理解的中國傳統思想，而禪宗更加是中國獨創的派別，是佛教中國化的結果。從北宋到近代，佛教的宗教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得到進一步糅合，潛移默化，深入到中國文化的中樞部分，改造了儒家，將佛教發展成熟的心性之學，滲透到儒家理學中。在佛教心性之學的參與下，逐漸形成了中國的儒教。
必須指出，佛教並不是古代從西方傳入中土的唯一宗教，比方北朝隋唐之際，伊斯蘭教及三夷教：景教、祆教及摩尼教先後傳到中土。其時佛教在華已奠下堅實基礎，伊斯蘭教教義及生活習俗與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格格不入，國人皈依者不多，而三夷教亦只在上層傳播，有少數貴胄信奉，基礎不穩。故當唐武宗會昌滅法時，佛教只受到暫時的打擊，但三夷教卻慘遭滅門之災。除了袄教部分科儀可能滲到佛道之中，而摩尼教潛入民間，流傳過一段時間外，這三個夷教早在中土絕跡。由此可知，佛教入華之後與中華文化的接觸、互動、融合是其成功的關鍵。動植物、器物、技術、藝術等物質或非物質文化的傳入，只要能對生活帶來益處的，他們會樂於吸納，但關係到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主體文化時，漢人很易產生抗拒心理，這是漢人及漢文化在接受外來文化時的自然反應。
回顧歷史，匈奴、鮮卑、烏桓、氐、羌、羯、突厥、回紇、丁零、高車、柔然、吐蕃、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曾在歷史上叱吒一時的邊疆民族，如今安在？其中部分匈奴、突厥、丁零、高車已西遷入中亞，成為今天中亞諸民族的組成部分，吐蕃即今天的西藏，部分蒙古人建立了獨立國家，其餘的大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融合於漢族之中，情况就如今天閩粵的諸民系實則是北來漢人與南方土著融合而成如出一轍。由此可知，今天的漢族，特別是北方的漢族，乃是胡漢融合的結晶，他們正是通過千百年的漢化和胡化才構成的。
本文作者：香港大學名譽院士 丁新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