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 日期：1839年9月27日
#知史討論
「就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性宗藩國際關係體制最終形成之際，以歐洲為中心的 近代外交理念和外交體制也得到了確立。
在近代的外交理念中，『外交』一詞的 涵義發生了根本的變化。1796年，愛德 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詞，意思 是指處理國際交往和談判的技巧。從此， 近現代意義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開來。 牛津字典中對外交的定義是『外交就是用 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係是大使和使節用來調整和處理國際關係的方法；是外交官的業務或技術。』在辭海中為：『國家 為實行其對外政策，有國家元首，政府首 腦、外交部、外交代表、機關等進行的諸 如訪問、談判、交涉發出外文件、締結條 約、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等對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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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在近代外交理念中，外交變成了一門交涉的科學，更加強調交涉的技術，其目的如日本外交學者信夫淳平 所指出的那樣，『在於維持並增進外國的親 善；保護在外僑民；發展國外的工商業； 考交外國的情勢；披瀝國民的能力、實力、同情及誠意；迅速交涉各種案件，善求妥協；擁護國民利益，防受侵害，而伸張國力。』
……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奉行的也是 『朝貢體制』這種體制是以中國為中心，要 求周圍的國家承認中國的『天子』淩駕于 全世界其他統治者之上。外國的君主需要 向中國天子進貢，並且在面見中國的天子 時行叩拜之禮，中國的天子則回贈給這些 君主更多的禮品，並為這些藩屬國提供保 護。但在兩次鴉片戰爭後，伴隨著對傳統 夷夏觀的反思批判和世界意識、國家主權 觀念的萌發，晚清的外交發生了明顯的變 化，突出表現在外交觀念方面。 首先，地理觀念的變化：從『中心王 國』到『世界成員』。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世界地理觀 念在鴉片戰爭的炮聲中已經開始緩緩地演 變了，關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 多部問世，中心王國理念在文人紳士的兒 目中逐漸消退。1861年，馮桂芬等人已認 識到世界是由多國構成的，中國僅是其中 之一。即便是作為中心王國觀念的關鍵字 語『天下』，也受到挑戰，鄭觀應認為這個 名詞對中國來說並不符實中國只是多國 的一員。 其次，外交詞彙的變化：從『英咭唎』 到『英吉利』。 如果在40、50年代，連經世派的代表人物龔自珍、林則徐等士大夫在書寫西方國家 的名稱時，一般都是加獸字偏旁或加口字偏旁，到19世紀了60年代，這種寫法就很 少出現了。後來《天津條約》規定，官方檔中禁止使用『夷』字。大致來說，與 西方有關的事務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一般概稱『夷務』，此後就被『西學』、『洋 務』這樣的中性詞彙替換了，心態也由最初的藐視轉到務實客觀。 再次，外交理念的變化：從夷務到洋務。
長久以來，處理外部關係的基點在於如何『理藩』以及如何處理『朝貢』。它立足於制度和觀念結構中的等級制：中國是崇高偉大的內部，中國的經濟文化、禮儀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蠻夷』是渺小低賤的外部，處處低中國一籌。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將商務貿易等同於外交事務，這是他們外交觀念的全部內容，時人稱之為夷務。對世界地理的關注直接地促動了晚清外交思想觀念由『夷務』緩慢地演變成了『洋務』。
面對清王朝屢戰屢敗的事實，一大批新興的官僚士子從『天朝上國』的邏輯結構 中醒悟過來，開始睜眼看世界，關注夷人夷務，不情願地發現了中西之間的差距裂痕 擴大的原因。與最初的船堅炮利演進到商務貿易，由華夷之辯向華洋並舉，從觀念嬗 變的角度看，這已經開始從虛驕自負走向現實與恭謙。 總體說來，晚清外交新觀念是在各種時勢不斷變化中行成的，鴉片戰爭使得外交理論、意識和觀念和理論的變化提速了。」
（《鴉片戰爭日誌》取材自林則徐親撰的銷煙日記，每天帶你瞭解當年今日的歷史事件。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知史討論的資料來源：《從『郭劉互訐』事件看晚清外交近代化的艱難》，作者：李慶龍，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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