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日期：1839年4月19日
【林則徐痛斥洋人虛偽！其背後的走私組織竟是這樣！！】
是日天氣四面濃陰，午後大雨。
義律暗中不斷擾亂，延緩交煙進程，引起林則徐的注意，陸續發現種種情弊如私賣鴉片、朦混交煙等等，所以嚴斥義律等「似此臨繳之時，尚有種種情弊，其能使人信為真心改悔乎?（註1）」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63 / 2449。
#知史討論
關於海上的鴉片走私組織與販毒據點
「從印度的鴉片產地到中國的南部沿海，活躍著大量的港腳商人。這些參與鴉片貿易的港腳商是向中國販運鴉片的第一道環節。沒有他們，『中印鴉片貿易不可能達到其最終的規模』。早在18世紀中葉的廣州就出現了第一批英國散商。1782年，英國人約翰·裡德弄到一份奧地利駐華領事的委任狀，與亨利·柯克斯合辦了第一家代理行。此後，參與中印貿易的商人日益增多。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經濟上的開放和大國間的和平促使更多的歐洲商人加入到港腳貿易的行列中。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即將廢止的1833年，英國在華行號達到66家。1834年4月，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除參與印度事務管理外，其『主要功能僅是保持其他商業主體從事貿易的條件』，『使整個世界都對英國商人組織自由開放』。於是，散商們從公司手中接過了對華貿易的主導權，散商行號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到1837年英國在華行號增至156家。這些在華行號幾乎都是中印鴉片貿易的主力軍。
在這些行號中經營鴉片生意的大型行號有怡和洋行、顛地洋行、柯瓦斯濟洋行、麥凱洋行、弗巴斯洋行、倫敦東印度中國協會、曼徹斯特商會和美國的旗昌洋行等。這些商行不僅經營鴉片貿易，還經營茶聽棉花等其他生意，有時還互為代理，甚至相互提供資金支援，形成一張強大的貿易網路。在參與鴉片貿易的散商中，除了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商人外，還有一批亞洲國籍的鴉片販子也活躍在中印之間的海路上。他們當中有巴斯人……據說他們曾占廣州口岸『夷商』的三分之一，人數僅次於英國人。這些人中不乏鴉片世家，如帕斯托傑·伯曼傑·瓦迪(Pestonjee Bomanjee Wadia)家族曾從事印度西海岸的鴉片貿易達數世紀之久；他們當中也不乏實力雄厚的巨富豪商，如大鴉片商人拉斯特傑·庫瓦斯傑·班納傑(RustomjeeCowasjee Bana-jee)，不計算在中國沿海遊代的鴉片船隻，單就他擁有從事港腳鴉片貿易的船隻就多達39艘。鴉片販子中還有亞美尼亞人。
直到19世紀初，從加爾各答到澳門的鴉片貿易仍有很大部分被這些印籍的亞美尼亞人所操縱。他們常以極低的價格在中國市場銷售鴉片，以致芙國東印度公司參事會曾決定禁止葡萄樂船在孟加拉搭乘亞美尼亞乘客。羽片子中還有猶太人。最著名的是艾拉本。約瑟夫(Den Eziben Jo-seph)、友紮克爾(Ezekiel)和大衛(Da-vid等《他們在1820年左右到達加爾各答：均通過鴉片貿易起家。鴉片販子中還有巴特那的印度商人，甚至還有中國人。身國商人從事鴉片貿易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6世紀以前，此後一直沒有間斷。1829-1830年度，正值中國嚴禁鴉片之時，到新加坡貿易的中國帆船有9艘，『計來自廣州者1艘，潮州2艘，上海2艘，廈門4艘……他們的回程貨物包括燕窩、樟腦、海參、檀香、烏木、玳瑁、沙籐、魚翅、海參和鴉片，還有少量的歐洲毛織品，以及棉布』。在鴉片戰爭前後，這種貿易還在進行。1839-1841年，每年到新加坡的中國帆船有『150至250艘，每艘載重50一500噸不等，完全由中國人駕駛。它們當然是趁季節風而來，在一、二、三月間到達新加坡……由這種帆船輸出的貨物主要是原棉、棉紗、棉布、鴉片、海參……近來每年販購的數量如下……鴉片2000箱，每箱164磅……在四月裡趁最後的東北季節風到達的許多小帆船，是快速帆船，專為販購鴉片而來，他們都用現銀支付，在五月初就離港北旋』。除了那些直接從事外洋鴉片販運的中國人外，還有一些中國人參與了外國鴉片販運組織。在伶仃洋外停泊的鴉片躉船上，『看銀師、木匠及船上的水手、廚子、僕人等，都是中國人』。這些參與鴉片貿易的港腳商們在中國最早的販毒基地是澳門。葡澳政府垂涎鴉片帶來的高額利潤，便規定在澳門經營鴉片貿易必須由葡萄牙人代理。這不僅使葡萄牙人提取了數額不小的代理傭金，而且還使鴉片貿易受制於葡澳當局。英國商人對此極為不滿，試圖繞開葡萄牙人自行貿易。1780年，英國商人在澳門西面大橫琴島上一個叫燕子灣(也稱雲雀灣)的地方建立了鴉片儲運站。1794年，因為燕子灣離廣州太遠，又經常受到海盜干擾，有艘鴉片船便駛向黃埔，開創了外園鴉片船直接開往黃埔港的先例。不過，將黃埔作為鴉片貿易基地，對英國人來說並不理想。1803年，東印度公司又派遣駐廣州大班刺佛出使越南，企圖取得土倫港西南約二十海裡的卡拉島或坎貝羅斯島。公司之所以做出這一決定是因為公司認為『擁有這個地方會有助於擴展鴉片的銷售，如果與葡萄牙人發生戰爭，可使澳門這個口岸不再成為該項貨物的一個商站』。這一使命由於在越南『服務的法國人和澳門來的可鄙的葡萄牙人盡力設法使國王敵視英國人』而破產。1820年，兩廣總督阮元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禁煙運動，將鴉片交易成功地逐出了黃埔，英國人喪失了鴉片貿易唯一的陸上基地。但是，英國商人的鴉片貿易並沒有停止，伶仃洋貿易時期由此開始。
伶仃洋在『蛟門以外，水路四通』，是外國船隻進入珠江內河的必經之地，早在1819年便『已成為船運正常的集合場所』。在鴉片船被從黃埔逐出後，這裡便成為鴉片貿易的新票散地。『每年五六月間移泊急水門(後改為金星門)，十月駛返伶。』在這裡，大大小小的鴉片船組成了鴉片艦隊。這些船隻可以分為三類：飛剪船( Cipper )是一種構造特殊的船，可以逆季風而行，主要負責從印度向中國運送鴉片沿海航船(Coaster)多是雙桅方帆船或縱帆船，吃水較淺，可以在沿海地帶航行，主要負責把鴉片運到中國沿海城鎮和鄉村；躉船(receiving ship)，船身寬敞，備有堅固的纜索、巨大的武器庫和威猛的舷炮，是戒備森嚴的海上鴉片倉庫。
1832年前，在廣州以北的海域，鴉片貿易的主導權屬於閩粵煙販。他們的足跡遍及北方各個省份，『寧波、上海、登州、天津及奉天各處海口，皆由閩、粵商船夾帶售賣』。以山東為例，該省之『膠州、即墨、榮成、萊陽、海陽、利津等州縣，各有海口，均為海船聚集之所』，鴉片銷售在所難免。在北方所有的鴉片輸入口岸中，論其銷售規模莫過於天津和上海。天津成為鴉片輸人口岸的時間應該在19世紀20年代末。1829年，天津曾破獲鄧八等人興販鴉片煙案，鄧八供稱其鴉片系購自海上洋船。1831年太監張進幅也曾自稱他『聞天津海船到來，煙土較賤』。這些都是關於天津有鴉片輸入的較早記載。上海成為鴉片輸入口岸的時間應該會更早。
19世紀30年代初，廣州鴉片市場出現供大於求的局面，鴉片銷售陷入困境。1832年，威廉·查頓派鴉片船沿海北上，先後在上海、天津、福州、泉州等地成功交易。隨後，其他外國煙販也爭相效仿。在這一過程中，廈門附近的鴉片貿易首先活躍起來，成為繼廣州之後『鴉片貿易的又一分支』。『有幾隻屬於廣州兩個洋行的中型船隻停泊在靠近廈門的泉州、金門、甲子門及南澳島』，由伶仃洋出發的雙桅船及小帆船補給鴉片，飲食用品則由當地煙販提供。按清朝官方文件的說法，『其初……轉運隔省作奸，事本周折，且常有匪徒，在洋伺劫，更屬厲害相牽』，但是後來『泉郡奸民，串通詔安奸民，勾結夾板夷船，專載煙土，直入閩洋，奸民以夷船為狡窟，無盜賊搶劫之虞，夷船以鼾民為地主，有水米接濟之利。於是夷是白多，煙販愈熾』。
『夷商』取代『閩粵煙販』成為北方海域鴉片貿易的主導力量，意味著廈門、上海、天津這些北方港口開始與伶仃洋、澳門並駕齊驅，成為國內鴉片貿易的第一道環節，直接促成當地鴉片價格的下降，加速了鴉片氾濫進程。」
（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知史討論中的資料來源：連東、董向前：《關於1840年前鴉片走私組織與網路的考察》，《明清海防研究》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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