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7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譴責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鴉片貿易造成的後果阻礙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而為數不多的英美商人反對這一貿易則主要是從道德的角度出發的。堅持不從事鴉片貿易的美國奧立芬商行，其主要成員是大衛·奧立芬(DavidW.C.Olyphant)和查理斯·經(CharlesW.King)。他們都是懷有強烈道德感的商人，也是基督教新教對華傳教活動的積極贊助人。該行在1836年捐出100英鎊，徵求研究鴉片問題的優秀論文，引起了輿論界的矚目。查理斯·經在為徵文寫給《中國叢報》的長信中指出，發起此一活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容忍因義士將鴉片粉飾成「無害的奢侈品」。他認為對於基督徒來說，在鴉片貿易問題上「洗手不幹」是不夠的，還應該「通過正當手段阻止這一邪惡」。因此，他們希望有人能對鴉片貿易的政治、經濟和道德後果作出透徹的研究。[7](PP413-418)
對於《中國叢報》和奧立芬商行等的批評，鴉片販子及其喉舌盡可能地予以反擊。《廣州紀事報》編者辯解說:「我們認為，中國的鴉片貿易，無論好壞，在印度商人群體的利益方面，和在中國人的品味方面，都具有強大基礎。」即使是「具有高超知識和純潔的宗教」、不斷取得「觀念的進步」的西方世界，也是「陷溺於暴力和淫欲」的，因此，「我們真的應該停止指責這種中國人惟一的奢侈」愛好。他露骨地說，「只要中國人的這種品味繼續存在，只要印度的(鴉片)生產還在準備滿足這種品味，就不會缺少販賣這種藥物的手段」;即使廣州外商停止「服務」，還會有「其他更無良心的人」取而代之。(1)與此同時，《廣州週報》的編者則認為奧立芬商行的孤軍奮戰是不會有結果的，即使當時廣州的外商放棄鴉片生意，也會有其他人來接手。他認為「中國吸食者才是(鴉片問題的)直接原因」，只要他們的這種「品味」還存在，「恐怕任何制止這一貿易的外部措施都無法奏效」，因為商業法則是，「只要存在需求，就不會缺少滿足這一需求的企業」。(2)這兩份報紙都回避了鴉片貿易與基督教道德相衝突的問題。《廣州紀事報》在1840年2月發表了將近4個版面的文章，對查理斯·經的一封抨擊鴉片貿易的公開信進行反批評，嘲笑他懷著「基督徒的貞潔」將鴉片問題作為「困難的道德問題」，還說查理斯·經「並不像鴿子一樣純潔」。[8]
為了使鴉片貿易在道德譴責面前顯得具有歷史的合理性，鴉片販子及其喉舌的一種辯護策略，是聲稱這種貿易符合用西方文明戰勝中國排外政策的進程。他們強調，由於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他們無法在正常貿易中獲益，「英國貿易商和製造商都不可能從中取得利潤，他們在廣州的代理人也無法取得任何令人滿意的結果，故這個貿易是不可能維持的」，這樣，鴉片貿易就「成為讓自由貿易商承擔合法貿易的負擔的主要途徑」。[9]他們還認為，鴉片問題誠然造成了許多罪惡，但「這是中國人為其排外的與世隔絕的政策所遭受的懲罰之一，因為如果他們不對貿易橫加措施眾多的限制，那麼這個國家的合法貿易就會更為穩定，人們就會轉而避開變化莫測的鴉片市場的風險。」[10]他們宣稱，「所有受惠於鴉片貿易的政府和群體」，應向中國政府正式遞交一份宣言書，告訴道光帝，「鴉片吸食惟一可行的治療方法是將所有的中國港口開放，使整個國家成為國際大道:新的觀念，新的需求，在大眾之中潛藏的未知活力的激發，將最終糾正這種惡癖。」[11]這種奇特的「觀念」，意在用「中國的開放」這樣一個西方長期的憧憬來掩蓋鴉片貿易的邪惡本質。鴉片販子首先要面對道德譴責，是因為鴉片作為一種毒品，給吸食者帶來精神上和身體上的雙重毀滅。清政府早在1799年就將其確定為害人的毒品加以禁止，中國民間也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於這種毒品的抗議與憎恨，這都是人們熟知的事實。在英國，將鴉片作為毒品看待，也是一種普遍的認識。[12](PP1-23)曾任東印度公司廣州特選委員會主席的馬治平也說過，「除了少量當作藥物使用的情況外，鴉片只能被看作一種致命的毒品」。[13](P22)英國人湯瑪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y)的《一個英國癮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nglishOpiumEater)於1821年在英國發表，《中國叢報》在1840年7月將其重新發表。該文通過作者的切身經歷，詳細描述了他成為一個鴉片癮者的過程，證明了鴉片對人身心的摧殘，是一篇具有廣泛影響的文章。《中國叢報》還發表了其他一些文章證明鴉片的毒品特徵。當時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說明了鴉片的性質。1834年，一位叫派勒梯耳(M.Pelletier)的化學家報告，在鴉片中發現了一種新的晶體成分，他稱為「類嗎啡」，儘管結構與嗎啡相似，但化學性質則不同;它在人體組織中具有「顯著的活性，只要很小的劑量就能殺死一條狗」。(1)
這些都說明，在鴉片販子們大肆向中國販運鴉片時，中外公眾已經證明、或者說相信它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毒品。但鴉片利益集團卻試圖在輿論上消除這種「瑕疵」。要洗脫自己的惡名，最好的方法就是證明鴉片並非毒品，或者至少不是應該受到特別譴責的毒品。鴉片販子們常常提出的一個理由，就是鴉片問題在中國就像嗜酒問題在西方國家一樣。1840年，一位匿名鴉片販子在《廣州週報》上發表了一封幾乎整整兩版的公開信，為鴉片貿易進行系統的辯護。其中一個主要論點，就是將吸食鴉片說成是一種「嗜好」。按他的這種說法，對中國社會來說，吸食鴉片的後果甚至好於嗜酒，中國吸鴉片者「就像我們具有紳士風度的飲葡萄酒的人」;「通過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和他們的貿易體系的瞭解，我長期以來得到的結論是，我們進行的鴉片貿易是無罪的，就像對其他國家販賣烈酒一樣。」[14]還有人辯解說，「幾乎所有運到中國的鴉片都是當作奢侈品來使用的……它也是中國藥方中的一味，就像在歐洲一樣，被中國醫生稱為藥材。同樣眾所周知的是，歐洲的演說家、佈道人、教師，偶爾也會求助於鴉片酒。因此鴉片並非『十足的髒物』，它的效果也並非總是有毒的，如果說它有時毀滅生命的話，它有時也拯救生命」，(2)因此不應加以批評。
同時，在印度，也有一些學者試圖證明鴉片不僅無害，而且有用。名字也叫斯圖爾特(Dr.Stewart)的孟買免疫總監于1838年在加爾各答發表了他的研究報告，宣稱鴉片的藥物作用已經得到證明，它在治療瘧疾方面「很成功」，甚至比奎寧還要好;鴉片中含有的嗎啡，具有鎮靜和催眠作用;鴉片中的另一種成分鴉片寧「即使有毒也是極輕微的」，用來治療英國瘧疾，「顯示出非常好的療效」。(3)1840年，斯圖爾特的另一份研究報告再次證明了這些論點，認為只要劑量適當，鴉片寧能改善所有的分泌機能，而且對於「毛細血管具有同樣的作用」，能「支撐生命力」，故「對人類事業有巨大的好處」。[15]
斯圖爾特證明鴉片的藥物作用，也許具有科學根據。但他的報告卻完全忽略了鴉片對人體的毒害作用，而是著重強調鴉片甯的有益無害。沒有證據表明他的這些試驗和結論是否鴉片利益在科學領域的反映，但他的結論及其明顯的傾向性，卻被鴉片販子及其媒體所利用。他的報告都在支持鴉片貿易的《廣州紀事報》上轉載。
然而，似乎公眾並不接受這種「科學成果」，在英國，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議鴉片貿易的行列。鴉片販子的媒體於是注意到另一個對他們有利的「研究成果」———茶葉是毒品。如果能證明茶葉是毒品，那麼歐美很多人的飲茶習慣就與中國癮君子吸食鴉片沒有什麼區別，因此鴉片貿易就不是特別道德敗壞;如果鴉片貿易仍然被認為不道德，則大量中國茶葉出口到歐美的事實，就構成一種惡的平衡。這種「成果」也刊登在《廣州紀事報》上。據稱，波士頓的一個營養學家阿爾考特醫生(Dr.Alcott)證明茶葉「本質上是毒品」，其毒性可以「毀壞人體的活力屬性和活力機制」。[16]更為聳人聽聞的實驗結果是由紐約的波德爾醫生(Dr.Burdell)得出的。他報告，茶葉熬出的汁能很快殺死鳥、貓和兔子。《廣州紀事報》根據這些「研究成果」告誡說，英國婦女大約每3個月要喝一磅茶葉，其中所含的毒素，可以殺死17280只兔子或10860只貓。[16]
除了以英國和印度的「學術成果」證明鴉片無害外，鴉片販子的另一種辯護途徑，是指出英國社會也存在鴉片問題，但人們卻採取了寬容態度，因此，並非只有來華英商才是應該被指責的物件。1840年，由匿名廣州英商所寫的一本《英國對華事務管理評論》在倫敦出版。作者為了說明中國的鴉片問題並非值得特別關注，進行了一系列的計算。據他提供的數位，按中國人的吸食方式，則1836-1837年度，中國約有鴉片吸食者1426113人，相當於總人口的1/245;而在1839年的英國，將41671磅的進口數量減去正常藥用的數量，尚餘20835磅，是用來吸食的，再按照英國式吸食者的標準，計算出大約有399575人吸鴉片，相當於當時英國人口的1/62。結果是:英國吸食鴉片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是中國的4倍!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比中國人的情況更嚴重」。[17](PP46-48)既然大家都看到，在英國，鴉片並沒有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那麼，所謂「鴉片毒害中國人」的說法，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中國人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呢?———這就是作者希望讀者得到的印象。他希望用這種隨意計算出來的數字，來掩蓋中英鴉片問題的不同性質，以減輕對華鴉片輸出的罪孽。」
註解：
[7]CharlesKing，PremiumforanEssayontheOpiumTrade[J].TheChineseRepository，vol.5.
[8]Mr.King’sLettertotheBritishChiefSuperintendent[N].SupplementtoTheCantonRegister，February18th，March10th&17th，1840.
[9]EnglandandChina[N].TheCantonRegister，June2nd，1840.
[10]Formosa[N].ChineseCourierandCantonGazette，March22nd，1832.
[11]Opium[N].TheCantonRegister，August14th，1838.
[12]A.S.Thelwall，TheIni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M].London:Wm.H.Allen&Co.，1839.
[13]AnthonyAshleyCooperShaftesbury，SuppressionoftheOpiumTrade，theSpeechoftheRightHon.LordAshley，M.P.，intheHouseofCommons，onTuesday，April4，1843[M].London，HoulstonandStoneman，1843.
[14]TheOpiumTrade，ToJohnHorsleyPalmer[N].TheCantonPress，January18th，1840.
[15]Dr.Stewart’sReport，Calcutta[N].TheCantonRegister，May26th，1840.
[16]Tea，aPoison[N].TheCantonRegister，July14th，1840.
[17]Anonymous，ReviewoftheManagementofOurAffairsinChina，sincetheOpeningoftheTradein1834[M].London:Smith，ElderandCo.，1840.
（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明清海防研究》第一輯，網址：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