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3月，「七君子事件」中的鄒韜奮（1895-1944）首度來港，並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雖然該報只是印行了短短55天，但對香港社會已造成重大的影響，尤其是對激勵港人關心國是，以及支持國家抗日，確實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鄒氏在《生活日報》的創刊辭中指出：本報產生於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非常時期，輿論界應該肩負特殊的任務；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
《大眾生活》是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的週刊，由於報導「一二‧九」學生運動，並發表評論，且有關內容又不被國民政府同意。故在出刊數期後即遭當局以「鼓動學潮、毀謗政府」的罪名查封，鄒氏在無法繼續運作的情況下，遂「不得不在萬分沉痛中暫行停刊」。由於鄒氏曾聞友人稱，香港辦報，只要不觸犯英國人的利益，談論抗敵救國是很有自由的。且因為該地是個自由港，紙張免稅，在香港辦報可以從紙張上賺些餘利來維持報紙，較其他地方的報紙，全依賴廣告費的收入維持來得可靠。所以，鄒氏乃萌發離滬到港辦報的念頭。
《工商日報》，香港，1936年6月1日，第一張第一版
鄒韜奮來港辦報宣傳抗戰
鄒氏來港後，首先把《生活日報》以宣傳實行全民族的抗戰、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為主要目標。至於經費籌措，鄒氏選擇以公開招股的方式，以及和在上海的幾位熱心文化事業的好友商量，「輾轉湊借了一筆款子」作為開辦的資金。但由於受到經濟條件所限，報社只能租賃位於貧民窟（利源東街20號）裏的一幢缺乏衛生設備，且只有三個小房間的三層樓房裏。
鄒氏希望把《生活日報》辦成真正的大眾報章，「言論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聞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因此，在該報出版期間，國內外發行的重要事件，他都要撰寫評論，表達其觀點和立場。根據統計，《生活日報》自從1936年6月7日出版，前後發表了55篇社論。其中由鄒氏撰寫的，合共有53篇，這些評論的內容，大多是有關抗日救國等議題。
為香港華人帶來認識民族家國的機會
鄒氏的理想，《生活日報》「必須是反映全國大眾的實際生活的報紙」，是全中國人「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需要發行五百萬份，在國內外十個地方出版。但由於香港偏處一隅，交通不便，他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遂於同年7月下旬，計劃把該報遷返上海發行。所以，《生活日報》和後來改了名稱的《生活日報週刊》，最終同時在8月1日停刊，而鄒氏亦暫別香港，返回上海進行《生活日報》的復刊事宜。
有人認為，外省報人來港辦報，最終鍛羽而歸，如：鄒韜奮的《生活日報》，可能與當地環境特殊，報紙讀者口味亦異，也會造成外地人來港辦報，有時會患上「水土不服」。但無論如何，這些內地報人來港辦報，在內容上、編排上、報社管理上，均給予香港報人多了一次新經驗，使讀者眼界為之一開。而最重要的是，當時香港的文化園地非常荒涼，和在抗戰以後的情形相差很遠。加上香港為英國佔領，港英當局並不願意港人對政治過於熱衷。所以，港人一直被鼓勵多關心經濟，少過問政治。但鄒韜奮深具煽動性的辛辣言論，在香港的短暫出現，為香港新聞界帶來衝擊外，也為香港華人帶來認識民族家國的機會。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
（本文曾於2026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