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與「教育」兩者互動觀念的關注，應以梁啟超（1873-1929）為首的立憲派為主。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八月，維新變法事敗，梁啟超避匿日本使館，後「出亡，十月復在橫濱開一《清議報》」，以「我支那數千年來，義俠之風久絕，國家祇有易姓之事，而無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聞有因國政而以身為犧牲者，是以民氣嗒然不昌，國勢薾焉不振，日澌月削，以至於今日，而否塞極矣！」， 是故為「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遂「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 期間該報陸續刊載〈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香港紳商演說商務〉、〈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少年中國說〉等文章。任公認為，「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但至二十七年（1901），「政府相疾亦至，嚴禁入口，馴至內地斷絕發行機關，不得已停辦。」。
翌年（1902）正月，梁啟超改辦《新民叢報》半月刊，在創刊號明確地指出，「未有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所以必須先「維新我民」，才可「維新國家」，故「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申顯其義。又認為，「中國所以不振」，乃因「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任公希望透過《新民叢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並「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據此切合世界着重國家主義教育之所趨，以陶養國民的國家思想。
日本某君於清華學校對中國學生發表演說，指出明末揚州等地陷落，其失敗非因敵眾我寡，而是百姓缺乏「愛國心」，導致「人心渙散，惟思逃避，以延性命」。 又曰：中國人「有社會的秩序，無國家的秩序；有家族的團結，無國家的團結；有鄉土之愛著心，無國家之愛著心」。 是故國人「有愛鄉心，而無所謂愛國心」。
「愛國心何自發乎？曰發於自然之天性，而非出於人為也」。 「愛國心」的原素包括：愛鄉、愛種、愛群。因為愛鄉、愛種、愛群，故國民才會愛國；而中國正缺乏此三者，故國民缺乏「愛國心」。反觀西方，如：德國，因「失去之國力不可不以民力而補之」，故積極培植國力與民力，乃興辦國民學校，並講授本國語文及本國歷史，「以養成德意志國民為教育之宗旨」，於是「德國國粹之主義」遂大行，此德意志人「愛國心」之由來。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被迫簽訂《江寧條約》，割讓香港島予英國。
殖民管治下，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教育的目的，只是期望藉此協助統治者一方的文化、語言和觀念，在殖民地擴散和鞏固。故在教育上香港僅有「居民教育而無國民教育，只有職業教育而無人才教育，也只有語言教育而無文化教育」。 特別在二次大戰後，英國政府最主要的着眼處，是「計劃以最短的時間，把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盡量拋離中國內地，並突出香港社會和制度的優勢，從而影響中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和政策」。
所以長期以來香港本地的教育，並無推行國民教育，故焉能祈望港人萌生「愛國心」？惟有全面在各級學校講授本國語文及本國歷史，才有可能讓港人內心湧現「愛鄉、愛種、愛群」之情，如此「愛國心」自可油然而生。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
（本文曾於2021年10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也曾在《根本集》（八）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