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與古代文學中記載的名駒，大多與特定將領並存。然而馬匹在中國古代並非僅僅是關鍵的軍事資源與交通工具，更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深植於制度、經濟與思想內，影響深遠。
著名畫家徐悲鴻於抗戰時期創作的《奔馬圖》
「寶馬」贈英雄 馬上定乾坤
楚漢相爭的烽煙中，項羽的坐騎「烏騅」早已超越了普通戰馬的屬性，成為英雄末路的象徵。當垓下之圍陷入絕境，項羽《垓下歌》中「時不利兮騅不逝」的悲鳴，正是他壯志難酬的英雄寫照。漢武帝為獲取大宛汗血馬（稱「天馬」），發動兩次遠征，並作《天馬歌》詠嘆：「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成為漢帝國開疆拓土的象徵。霍去病以閃電般的騎兵長途奔襲戰術屢建奇功，史書雖未記載其坐騎具體名號，但其「驃騎將軍」頭銜本身即與駿馬相關，已然將「駿馬」與「少年英雄」、「帝國銳氣」的形象融為一體。三國時期呂布與關羽的座騎「赤兔」經過《三國演義》的「加工」後，「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強化了呂布和關羽英勇善戰的英雄特質。《三國志》則引《世語》記載劉備「的盧」「躍檀溪」一事，將名駒與英雄的「險中得濟」相結合，可見名駒常用於放大英雄之特質與命運軌跡。
位於江蘇宿遷項羽故里的霸王勒馬石像
除塑造英雄形象以外，馬在古代的實際應用更基礎，亦更廣泛多元。古代中國戰車起源可追溯到夏代。傳說奚仲改造車輛用於作戰，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亦考古發現商晚期已有成熟的馬拉木製戰車。從戰車時代到後來的騎兵，馬匹往往被大量應用到軍隊之中，一旦馬匹短缺，或成為國防困境。歷代「馬政」實為國家級戰略工程如漢代於西北設苑馬寺、唐代建立龐大監牧體系。宋代因失去傳統牧場（河西走廊、河套地區）等，馬匹短缺與其長期在軍事上處於弱勢有直接關聯，在對抗遼、金等遊牧民族時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
河南安陽殷墟發掘車馬的商代車馬坑
蹄聲悠悠 文明交響
馬亦是維繫帝國物流與信息傳遞的命脈。馳道與驛站系統的運轉依賴於馬匹，所謂「馬路」一詞的起源，正可追溯至古代專供車馬通行的大道，如秦代的「馳道」以咸陽為中心，輻射全國；漢代「驛路」則形成了密集的交通網絡。驛站之間配備快馬，負責公文傳遞與官員往來，最快可「日行八百里」。其稱謂沿用至今，印證了馬在交通史上的深遠影響。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秦鞍馬騎兵俑
茶馬古道所體現的跨區域經濟邏輯更為宏觀：中原地區盛產的茶葉，是遊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資，能夠消解肉食帶來的油膩。而藏區與北方草原飼養的良馬，則反映了中原王朝軍事與交通的迫切需求。這種貿易往來，絕非簡單的物質交換，更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溝通的橋樑，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傳播、人員往來與民族融合，彰顯了中國西南部深厚的歷史底蘊與開放包容的文化傳統。
位於黑茶之鄉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境內的茶馬古道遺存
馬在古代中國社會的影響，更延伸至文化娛樂領域，田忌賽馬的故事載於《史記》，印證馬匹早已被用於娛樂，雖屬競技謀略，但其「上駟對中駟，中駟對下駟」的策略思維，早已被引申為資源優化配置的經典智慧，融入傳統管理文化之中。此外，玄宗於宮中舉行的舞馬盛會在盛唐時期甚為流行，將馬的馴化與表演推向極致。據《明皇雜錄》載，數百匹舞馬能應節奏起舞，這既是帝國盛世物質與技藝繁榮的展現，也暗示了權力對自然生物的規訓。安史之亂爆發後，部份馬匹散落叛軍中，當軍中奏樂，這些馬匹會隨之起舞，士兵卻以為是妖孽作祟而將其亂鞭打死，成為安史之亂後文人感慨興衰的常見典故。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舞馬銜杯仿皮囊式銀壺。
壺上的駿馬就是唐代有名的舞馬形象
縱觀中國歷史，馬匹從未僅是靜態的「物」。從烏騅、赤兔等名駒的傳奇身影，到茶馬古道上絡繹不絕的商隊，再到田忌賽馬中的博弈智慧與舞馬盛宴中的盛世浮華⋯⋯馬的「身影」實際上穿梭於戰爭、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多重網絡之中。它既是實實在在的戰略資源與經濟動脈，也是承載歷史敘事的文化符號。通過這一獨特的文化載體，了解傳統中國如何將物質基礎、制度運作與象徵意義相互聯結，即與自然萬物的共生，頗具文化魅力。最後，值此丙午馬年，筆者在此祝各位讀者馬到功成，福至心靈。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2026 年春晚吉祥物是四匹駿馬「騏騏」「驥驥」「馳馳」和「騁騁」，
分別以西周、漢代、唐代的名馬及普氏野馬為原型，融合國寶紋飾，寓意馬到成功，前程似錦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何漢權校長
原刊於2026年2月《知識雜誌》，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