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 變法者與守舊者的深刻思考

中國古代變法改革者，大多沒有什麼好下場，比如吳起，比如商鞅。這個很好理解，槍打出頭鳥嘛，況且那些變法者，不光是出頭那麼簡單，他們還想從既得利益者碗中搶食——哪怕是一條狗都不會同意，何況是心眼比蜂窩煤上的窟窿還多的人！

在很多國人的印象中，王安石給人最初的感覺是一個文人。這可能是因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寫得超讚，詩歌更是雅麗精絕，意境高妙。但是，對於王安石另一個身份——政治家的身份，後世卻是褒貶不一。讚賞他的人，視其為賢明宰相，「一代聖人」；而反對他的人，則稱他是「元兇極惡」，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事實究竟如何，顯然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好在也不是毫無頭緒，人都說性格決定成敗，接下來我就先對王安石的性格進行立體化描繪，至於他在你眼中呈現的形象是妖魔鬼怪還是仙道神靈，就看你如何理解了。

一、拗相公的倔脾氣

王安石有個外號在歷史上很有名，叫「拗相公」，翻譯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詞，就是「倔驢」。據說有一次包拯請客，王安石當時是他的下屬，也被邀請在列。在吃飯時，包拯作為東道主，就挨個向大家敬酒。大家出於尊敬，無論能喝還是不能喝，都會喝上幾杯。唯獨王安石，不管包拯如何勸，始終滴酒不沾，一點面子都不給，把包拯弄得極為尷尬，當場下不來台。幸虧這事發生在包拯身上，要是稍微不厚道的人，絕對會在以後工作中給王安石穿小鞋。類似這樣的事還有很多，難怪《宋史》會對王安石有如此評價：「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

不過話又說回來，一個人脾氣倔，是缺點，也是優點。因為只有這種我行我素的人，才能在滿是荊棘的變革路上，一條道走到黑。我想神宗當初選中王安石主持變法，應該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然而讓神宗想不到的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王安石的性格特徵，不止「脾氣倔」一點，還有固執己見、難以容人等實打實的缺點。

二、從好友變成死敵

司馬光與王安石曾是相互傾慕的好朋友，但就是因為這場變法，使得兩人漸行漸遠，徹底葬送了友情，並最終成為政治上的死敵。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進士。本來司馬光不用參加科考也能當公務員，因為他的父親在地方上做知府，符合恩蔭子女的條件。但司馬光不願意沾父親的光，靠自己的真才實學，一舉高中進士甲科，這時他才二十歲。加上司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很早就被人廣為傳揚，所以司馬光不僅是一個政治新秀，而且還是一個受人追捧的名人。

相比於司馬光，年輕時的王安石就要黯淡了不少。

有一種說法認為，王安石在走上工作崗位後，始終不願意進京任職，一次又一次拒絕朝廷為他安排的肥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想過早地與朝中那些樹大根深的大佬過招。因為，從現有的史料看，王安石屬於那種「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人，你讓他放下身段，去配合能力不如他的領導工作，幾乎不太可能。

所以，無論說王安石是特立獨行，還是說他是韜光養晦，甚至是沽名釣譽，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安石這種有意無意的舉動，確確實實給他贏得了巨大的名聲，以至於到最後，上到皇帝，下到文武百官，無不渴望見識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用司馬光的話說：「介甫（王安石的字）一人享有天下大名30多年，才華橫溢，學識淵博，淡泊名利，志向高遠；不管認識不認識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介甫不當大任則罷，但凡身肩大任，則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蒼生都會承受他的恩澤。」

儘管司馬光如此看重王安石，可真遇到具體的政治問題時，兩人卻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當時王安石還未出任參知政事，宰相曾公亮等人上言，說河朔一帶受災，國庫的錢不多了，請求皇帝在舉行祭祀的時候，不要再窮大方，少給大臣發點紅包。司馬光也認為，救災要緊，朝廷的大臣，應該節約開支，能省就省，從自身做起，起到表率作用。

王安石則提出不同的看法，說：「國庫裡錢少，不是當務之急，當務之急是弄清錢少的原因，原因就是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反問：「你所謂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搜刮百姓的口袋罷了。百姓的口袋要是沒錢，就有可能成為盜匪，這絕不是什麼善法。」

王安石不以為然並非常自信地說：「真正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司馬光呵呵一笑，道：「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都有一個定量，不是在百姓那裡，就是在朝廷這裡。你說的不加賦而國用足，肯定是從百姓那裡巧取豪奪，其壞處比增加捐稅還大。這不過是當年桑弘羊之流矇騙漢武帝的那套把戲罷了。」

神宗皇帝估計也聽不懂兩人爭論的具體是啥，他唯一知道的是，朝廷窮得快揭不開鍋了，王安石說他能搞到錢，所以我必須得支持他，而且是無條件支持!

王安石變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頒佈實施的。

三、變法路上無朋友

當然了，根據常識，我們可以知道，無論多好吃的飯菜，都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喜歡。同理，一項新措施的推行，也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它必然會觸動某些人的利益。從前面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我們能夠看出，它更多是站在朝廷和百姓的立場上制定的，因此也就難免侵犯到權貴集團的利益，且必然會遭到這些人的反對。

要是一般人，見有這麼多不好惹的人和自己唱對臺戲，估計早就嚇趴下了。可王安石不是一般人，他的人生詞典裡根本沒有「知難而退」這四個字，全是「迎難而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類的字眼。別忘了，王安石的「倔驢」外號可不是白叫的，發起狠來，那絕對是六親不認，十頭驢都拉不回。

比如司馬光，在青苗法頒佈後，因認為新法會產生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等弊端，希望王安石廢除新法，恢復舊制，結果就把王安石惹惱了。於是當神宗準備讓司馬光出任樞密副使時，王安石竟然說：「現在如果重用司馬光，就等於給反對派樹立一面紅旗啊!」堅決反對神宗的做法，甚至還用撂挑子回家養病的方式威脅神宗。直到神宗權衡利弊，決定與王安石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他才回來工作。至此，司馬光與王安石的關係算是徹底決裂，成為政治上的死敵，老死不相往來。

再比如歐陽修，僅僅因為對青苗法有所批評，且沒有執行該項政策，就被王安石排擠出朝廷，改任地方官。

又比如蘇轍，在變法之初曾是王安石頗為倚重的人。可當蘇轍對青苗法實施後可能產生的弊端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見後，王安石居然視其為異類，一怒之下竟欲將他治罪。蘇轍見王安石根本聽不進建議，沒法與他愉快地玩耍，乾脆主動請求到地方工作。

而蘇轍的哥哥蘇軾與他情況類似，同樣被迫出京任職。

四、變法者與守舊者的另一面

好了，事情到了這裡，我們已經能夠發現，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遭到的可不光是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反對，還遭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反對。有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其實是代表著腐朽的權貴階級利益，應該對他們進行無情批判。

事實真的如此嗎？

當然不是！

因為只要我們認真翻檢一下當時和後世的文獻資料，就很容易判斷，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人，並不是什麼思想僵化和保守的人，他們與那些大地主和大官僚，沒有什麼利益上的往來。相反，我們從後來的一些文獻中可以看出，司馬光甚至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窮光蛋，家裏只有三頃田，而且老婆死了還沒錢埋，把家裡的地給典押了，才搞到一點錢辦喪事。

而司馬光的「死對頭」王安石呢?據有的歷史學家考證，說他家裡大概有三千畝田，這在當時應該也是大地主了。所以，我們不能想當然就給人扣帽子，畢竟，人是一個複雜的動物，非好即壞、非黑即白的暴力評判方式很容易進入死胡同。尤其像司馬光、蘇軾、蘇轍等人，都正值人生事業的高峰，他們冒着喪失政治前途的風險與皇帝對著幹，怎麼猜想也一定有更崇高的目的才對。否則，就很難解釋他們是如何在當時與後世獲得如此崇高名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