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箭對於國家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射術也被當作一項十分重要的教育內容來對待。射術無論是在夏商周的「序庠之教」,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六藝之教」,都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在「為政尚武」的西周,「六藝」教育中的書與數稱為「小藝」,是貴族日常生活所需,屬於小學階段的必修課;禮、樂、射、御則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必備的本領,在大學階段要深入學習。
「大學」中習「射」的內容主要包括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和井儀五種射法。作為培養人才的「射」藝來說,其作用對於統治者來說與「射禮」是一致的。「五射」中的「襄尺」就強調在射箭時,「臣與君並立,讓君一尺」,以此體現君臣之間的等級關係。而儒家思想在尊禮的同時,也把「射」藝之教作為修身、益智、育德的重要方式,賦予了習射以「仁」的內涵。孔子曰:「射者,仁之道也⋯⋯己正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庸》中也說「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強調通過習射培養人們嚴於責己的自省精神。同時孔子也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認為日常不應爭強好勝,但射時必爭,射畢共飲,而爭中有禮,方為道德君子,強調在習射中培養進取精神和寬廣的胸懷。所以孔子認為「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通過射術能夠反映一個人的品德。墨子也主張對於善射之士要「富之貴之,敬之譽之」。清朝教育家顏元在其《朱子語類評》中說:「禮、樂、射、御之學,使人健筋骨,和氣血,調人性情,長人信義」。
因此,古代認為射術能夠反映一個人德、智、體方面的綜合素質,對於射術的考察也成為當時選拔人才的一個重要的標準。在「大射」和「鄉射」中善射者都將得到天子的封侯或鄉大夫的推薦:「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禮記‧射義》)。甚至有春秋時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俚「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韓非子‧內儲上篇》),通過考察射術高低來決定疑犯是否清白的做法。「以射選士」和「斷訟射的」都說明了射術在當時被視為一個人能力和素質的代表,弓箭本身也成為了一種代表健康體魄和高尚品德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