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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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垣史源學雜文》有感

讀《陳垣史源學雜文》有感

探究早期全真教史,丘處機是當中一位絕對繞不開的人物。正當七十三高齡,他從山東出發,歷時兩年,途經不少戰亂之區,遠赴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內)覲見成吉思汗。丘處機為成吉思汗講解養生之道,更勸他在攻城掠地時,減少殺戳。成吉思汗大為欣賞,給予全真教種種優待,造就它的鉅大發展。

近日筆者讀到元史專家楊訥先幾年有關丘處機「一言止殺」的三數篇文章,他認為這是丘處機的後繼者們炮製的謊言。隨後,也讀了國內學者趙衛東的商榷文章。由於牽涉到丘處機的評價問題,雙方又羅列了不少史料作為依據,令筆者大感興趣,亟想探討此一爭論。

史源學的實習

陳垣(1880-1971)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教育學家,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研究全真教史所必讀。筆者當然要參考這本書,並順帶看了《陳垣史源學雜文》,略有所得。20世紀初,不少西方史學理論湧入中國,至30年代,陳垣受當時史學科學化和注重史料考辨風氣的影響,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創立「史源學」,並在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先後開設了該門新課程。

陳垣最初將這門課定名為「史源學研究」,後來深感空言理論,恐怕「無多講法」,如果改名「史源學實習」,則教者可以講,學者可以實習。為了訓練學生的操作能力,陳垣每次上課布置作業,都會選出一兩篇文章,要求學生將選文抄寫一遍,然後自己點句。上課時,先分析文章結構及思想;再讓學生查找史源,指出引用材料的正確及不實之處;最後寫成文章,或寫心得,或寫考證。陳垣所選的教材,如趙翼《廿二史札記》、顧炎武《日知錄》、全祖望《鮚埼亭集》、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都是名家名著。一方面可以使學生領略名家著述之精蘊,另一方面使學生在尋考史源中,如能發現名家大師在處理史料上的一些訛誤,或會引起他們的研究興趣。重要的是,可以體會到即使是名家大師之作,也會有疏漏,「知其不過如此,則可以增進自己上進之心;知其艱難如此,則可以鞭策自己淺嘗之弊。」

陳垣一再訓示弟子,教師一定要把教學與研究結合起來。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每安排一次作業,事先總要寫一篇範文,然後與學生的優秀作業一同張貼在壁報板上,給眾人觀摩比較。由於採用實習形式,學生以發現名著中的錯誤為樂,激發起他們學習的主動性。而從實踐中得到的經驗教訓,與被動地聽老師講解不同,印象可能比較深刻。

「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陳垣發覺《廿二史札記》引證史料錯誤較多,指出教訓有六個方面:一、讀書不統觀首尾,不可妄下批評;二、讀史不知人論世,不能妄相比較;三、讀書不點句分段,則上下文易混;四、讀書不細心尋繹,則甲乙事易淆;五、引書不論朝代,則因果每倒置;六、引書不注卷數,則證據嫌浮泛。

的確,在歷史考察中,尋考史源并非一件易事,亦非唯一的步驟,却是基礎的一步。說回丘處機「一言止殺」,除了衡量不同歷史記載的出現先後和價值高低外,也關涉到對史料的解讀和其他因素,如社會環境、宗教信仰等。就講陳垣,他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時,正身處日本佔領的北平。書中的全真教祖王重陽被描繪為南宋遺民,從今天的研究成果來看,顯然不是持平之論,是否陳垣的遺民意識投射到研究對象上?後來錢穆和姚從吾也强調全真教在金、元時代保全中華文化的功績,好些研究者便認為這是在海峽兩岸國共對峙中,錢姚二人就中國文化走向的憂慮而再次召喚全真教。慶幸的是,以上提到的諸多學人,都讓大家清楚知道他們憑藉甚麽史料作出甚麽推論,使讀者得以客觀地論斷。

無論讀古書或今人著作,如覺得有疑問,一定要追查原始資料。筆者就試過怕了麻煩,誤引資料而「中招」。陳垣說「考尋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這並不是否定一切著述,而是要在史學研究中提倡一種尋根問底、求真求實的精神。推而廣之,在當今的媒體,新聞評論多而新聞報導的成分則越見縮少,當大家沒有掌握資料時,又如何思考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總不能事事以別人的意見為依歸吧?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祕書   鄺明威

  (本文曾於2013年8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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